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关于探视权在执行中的几个问题

高汝强


一，关于探视权的概念及我国现有法律对探视权的相关规定
所谓探视权，即指父母对自己子女的探望权，就是父母在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后，与子女分居的父或母一方所享有的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探望子女的权利。从民法理论上讲，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是亲权中的一项基本的重要权利，它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身份权的合法体现。
探视权的设立，不仅能够满足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父或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教育的情感的需要，保持和子女的往来，及时而又充分了解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的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而且可以增加子女与不直接抚养自己的父或母之间的情感沟通和交流，最大限度的减轻子女的家庭破碎感，以便于单亲子女的健康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视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第四十八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个人和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在履行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过程中，请求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人民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需要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依法作出裁定。中止探望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知其恢复探望权的行使。”；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人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探视权已经通过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得以法制化，并在法律上赋予了强制执行的效力。
二，司法实践中有关探视权强制执行的几个难点问题。
（一）探视权的执行标的难以确定。
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标的要么是物，要么是行为，而探视权的执行内容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权利－－探视权及其行使的方式。由于这一执行内容相对较为抽象，因而没有明确的执行标的，造成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二）缺乏法定的适合此类特殊案件的相关执行措施.
现有的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比如查封、冻结或代为履行等，在执行探视权中均不能适用。由于案件当事人的子女并非案件的执行对象或执行标的，就不能像执行过付财物对当事人的子女本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来执行。
（三）在执行中的协助义务界定难。
实践中，对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是负有协助义务均无异议，但对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的其他亲属，比如小孩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案件执行中阻挠行使探视权的，是否应当作为被执行人不履行协助义务，尚有争论。有争论，就难以采取一定措施来保障探视权的强制执行。
（四）执行程序终结难以确定。
审判实践中，探视权一般每年至少有几次，或十几次。这样在执行操作中，经常出现上一次探视权刚刚强制执行完毕，申请人又直接来找执行法官要求行使这一次刚刚到期的探视权的行使。造成执行法官对探视权执行案件程序难以终结。执行实践中，不同的法官对此往往有不同的理解，致使执行产生较大争议。
三，对探视权执行中几个问题的理解
（一）对《婚姻法》第三十八条中“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的理解。
作为探视权的法律规定及具体行使，从根本上是为了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应当包括子女的身体、精神、道德、情感等诸方面的健康。假如在父或母行使探视权的过程中，出现或可能出现对子女身心健康不利的情况，则从探视权的立法本意上就可以看出，这时探视权应予中止。执行实践中，探视权执行中止的情形主要有：第一，行使探视权的父或母一方，患有危及子女健康的传染性疾病（例如具有传染性的肝炎病、性病）或精神疾病的；第二，行使探望权的一方在探望子女过程中对子女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比如对子女有暴力倾向；第三，行使探望权的一方有酗酒、卖淫嫖娼、吸毒、赌博等恶习的；第四，行使探望权的一方在探望过程中有过怂恿或教唆子女违法犯罪行为的；第五，行使探视权的一方在探视过程中故意挑拨中伤另一方当事人，明显对抚养子女不利的；第六，行使探视权的一方借探视之际隐匿子女的。在以上列举的几种情形出现后，执行法官一般作出中止探视权的裁定。当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探视权中止的事由也会发展变化的，但探视权中的立法宗旨和精神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一切为了父母离婚后子女的身心健康和良好发展。
（二）探视权在执行程序中能否适用调解？
探视权在执行实践中，往往对执行法官对于探视权的调解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在执行探视权的案件时，所依据的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调解书或判决书），为了维护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人民法院就应当不折不扣的严格按照依据裁判文书所确定的内容来执行，不得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改变裁判文书中的具体内容，切切实实的执行。另一种意见认为，探视权案件在执行程序中有进行调解的必要。理由是探视权案件有与其他民事案件截然不同的显著特点。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大多数是物，行为也不多，但都有一个明确而不变的执行标的，所被执行的对象均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但探视权的执行案件中，所探视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子女），被探视的子女随着自己年龄、知识程度、身体及智力发育程度等诸因素的变化、作为子女父或母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工作的稳定性、居住环境、健康程度、是否再婚等诸因素的变化，都会自然而言的影响到探视权的行使效果。因此探视权案件的裁判文书在履行中，当事人及所涉子女的具体情况不是静止状态下的，执行法官在执行中应当根据现实情况，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可使当事人双方（必要时还应包括被探视的子女）就行使探视权的方式、时间、地点、探视次数、交接办法等充分协商，通过调解，使得当事人达成合意，平衡父、母、子女三方面之间的权益，灵活机动的执行案件。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意见。
（三）子女在探视权的执行中拒绝探望的问题。
实践中，探视权在执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子女拒绝探望的情况。笔者认为，面对此种情况，执行法官应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对待。执行法官首先应当根据子女的具体年龄和实际辨别能力，正确判断出子女拒绝自己父或母进行探望的真正原因，然后对症下药，依法处理。对于是子女自己确实不愿意接受探望，比如子女年龄较大（例如已年满10周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就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不能强制执行；对于子女是受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当事人或家人的教唆、利诱、恐吓而表示不愿接受探视的，人民法院就应当继续执行案件。此时法官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对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进行批评教育，必要时可采取罚款、拘留的强制措施，责令其改正自己的错误行为。同时执行法官责令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配合法官对子女进行思想教育，以说服子女同意并接受父母另一方的探视。
（四）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八条中“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的理解。
实践中，人民法院在探视权案件的顺利执行中，离不开社会中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协助与配合。否则的话，探视权案件不能得以执行的数量会直线上升，成为新型的“执行难”案件。如何理解“应负协助责任”和“有关单位和个人”呢？针对“应负协助责任”，笔者认为，“责任”与“义务”在此处含义有所区别，“责任”针对主体的要求程度要低于“义务”针对主体的要求程度。所以“责任”所针对的主体范围远远广于“义务”所针对的主体。由于探视权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是非抚养子女一方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同时涉及到子女的权益与抚养一方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新的民事纠纷甚至恶性刑事案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探视权案件中的“被执行人”是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因此仅为一人，是非常明确的。而“责任”所适用的主体并非非常明确的，主体数量也是并不确定的，甚至是随时可以变化的。那么如何理解“应负协助执行的单位和个人”呢？笔者认为，凡是在法院执行探视权的过程中对被探视的子女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所由个人和组织均构成“应负协助执行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因此被探视子女所就读的学校（或幼儿园）、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一方的单位（或村委会、居委会）、被探视子女所在地的司法所、派出所、妇联等相关部门均是应负协助执行责任的“单位”（组织）；与被探视子女共同生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叔（伯）姑舅姨、兄姐等亲属甚至左邻右舍都会成为应负协助责任的“个人”。
（五）关于探视权案件执行程序终结的问题。
探视权案件的执行程序终结在实践中争论较大。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现有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期限为六个月，而探视权案件的裁判文书往往确定在六个月内有数次的探视子女的权利。这样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这六个月内的这次探视权问题得以执行，但很快申请人又来反映新的一次探视时间又到了，而对方当事人又不配合探视，所以“要求”法院执行以实现自己的探视权利。因此法院应当继续执行，以保持法律的尊严与震慑力，不易草率终结执行程序。否则执行的尴尬局面。持这种观点的认为探视权案件的执行不易仓促终结执行程序，应在一次执行完毕后等待观察一段时间在作出相应的处理会极易出现一份裁判文书中当事人多次地、反复地在短时间申请。另一种观点认为，执行程序所依据的是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裁判文书中涉及探视权的裁判主文已对当事人一方的探视权的行使给以具体化，在案件的履行阶段，如果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当事人未自动履行自己的相应义务，享有探视权的权利人一方自然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探视权作为人身权中亲权中的一部分，属私权的范畴，更何况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是被动的，完全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的。换而言之，法院是完全针对当事人的申请从而执行的。因此，人民法院所执行的只能是被动的执行某一次的探视权，执行完毕之时即为执行程序终结之日。而非像第一种观点所认为的法院积极、主动的去执行探视权案件，成为探视权权利人的“形象代言人”，以追求所谓的社会效果。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同时提出立法建议，建议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探视权受阻成为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法定诉讼之理由，以彰化法律之神圣和制约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当事人肆意阻挠或随意限制权利人探视权的依法行使。


　　2011年3月1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总体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和紧迫，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和反应强烈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我国目前行政法律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相应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对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有所裨益。

　　一、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内部和谐一致，有机联系的整体。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程序法共七个法律部分所构成。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律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健全，适应了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进步和政府法治建设需要，已经成为我国新兴的耀眼的朝气蓬勃的部门法律。

　　《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公务员法》等法律出台，表明我国行政组织和人员法律制度框架的确立；《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行政监督与救济法律制度框架的建立；《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立法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强制法》等规范行政机关共同行政行为的综合性法律法规以及大量规范行政机关某一管理领域行政行为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也相继颁布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及配套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也相继出台。这种以法律为纲，法规、规章项配套的行政法律体系，表明我国行政法律体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做到了行政管理有法可依。

　　二、我国行政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我国，大部分的法律都是由行政机关执行，其中多数行政管理行为直接涉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只有行政机关等享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全面正确地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职能，才能实现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近年来，依法行政工作被高度重视，依法行政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法律实施难是中国法治建设长期面临的难题，行政领域内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解决这些突出问题，需要更进一步强化行政法律实施的效果。目前，行政法律实施主要有以下问题。

　　（一）法律规定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

　　如《行政许可法》第13条，先前草案中所规定的“不得设定行政许可”的禁止性文句，被“可以不设行政许可”的的授权性语句所取代。虽然立法旨在通过该条文收缩行政许可权，但是“可以”一词则同时意味着也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设与不设行政许可，成为了行政许可机关自由裁量的事项，这样的条文本身使该条文的规范机制丧失殆尽。还有《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虽然经过最高院若干司法解释的扩充，受案范围有所扩大，但就总体规定而言，受案范围仍然太窄，特别是关于抽象行政行为被排除在行政受案范围之外等弊端，无法满足当下社会相对人日益高涨诉权的要求。

　　（二）法律的操作性不强

　　受“立法宜粗不宜细”的主导思想影响，我国许多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有些立法调研、论证、利益协调等准备不足，导致实施中难以到位或操作困难。以法律责任为例，责任是充分保障权利的基础，违法不究必然导致有法不依。《行政处罚法》第55-59条规定了给予行政处分的责任形式，但没有规定给予何种形式的行政处分，如何给予行政处分，既体现不出法律的明确性，也导致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这样的立法模式在我国行政法律规定中占很大比例，导致法律的操作性不强，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

　　（三）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

　　行政法律的实施需要配套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规章的完善，如果配套法规不健全，法律较为原则的规定难以实施。《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大都是只作出规范性、原则性的要求，不可能对每一个内容都作出详尽操作性的规定。由于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例如，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订中在35条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虽对国家赔偿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但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标准、计算方法、追偿制度等方面未作规定，配套法律的缺失致使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在适用中面临诸多困境，导致精神损害国家赔偿实施的无序和艰难。

　　（四）行政公职人员法律观念与意识淡薄

　　法律思维是指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从法律的立场出发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技术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造成法律实施不尽如人意的原因较多，其中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长官意志浓厚、官本位风气盛行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部分公职人员有的习惯人治，认为法治无用；有的认为法律只是一种工具，是否运用法律取决于是否有必要和有利；有的将法律主要用于对人而不是对己，主要用于治老百姓而不是治权治官。

　　（五）行政相对人的法律意识较为薄弱

　　随着行政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相对人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提高，群众监督行政执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案件数量也逐年上升。但整体来看，行政相对人通过法律救济权益的意识还相对薄弱，在合法利益受到不法行为侵害后，由于法律知识欠缺、迷信信访制度、害怕遭到行政机关报复等原因，不知道、不愿意、不敢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方式救济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而影响了行政救济法律的实施。

　　三、完善我国行政法律实施的对策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矛盾化解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行政法律的责任更重，法律实施的任务还相对艰巨。

　　（一）继续完善行政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完善配套法律制度

　　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产物。行政立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起了行政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是《行政征收法》、《行政补偿法》、《行政程序法》等法律还尚未出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我国的行政立法工作应当从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立法的质量，注重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注重法制的统一。进一步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和专家论证制度，扩大民众参与范围和深度，科学界定立法理念，深入研究影响行政立法实施的机制性障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规范完善规范性文件的软法效应，使行政立法能够在现实中真正发挥法治功能。配套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是提高法律实施的具体依据。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法和许可法的监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信息公开配套法律制度，完善国家赔偿法的精神损害赔偿等法律配套制度，使法律的规定得到详尽的落实；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产生，提高行政法律实施的效果。

　　（二）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队伍素质

　　徒法不足以自行，行政法律能否真正实现其价值，取决于公众认知度和社会环境，更取决于执法人员的法律适用的效果。法律适用的过程，就是执法人员运用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通过思维活动与理性判断，把法律规定正确适用于执法活动的过程。因此，合格的执法人员是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的前提，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是增强行政法律实施的关键。我们要高度重视培养执法人员坚定的理想信念；加强执法队伍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探索完善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实效，加强干部能力建设；加强执法人员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推进工作作风和廉政建设，建立健全反腐倡廉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执法队伍的公信力；加强文化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特色鲜明的行政执法文化氛围；提高执法人员的职业神圣感；重视基层执法队伍建设和基层能力建设。

　　（三）培育群众法律意识和素养，形成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行政机关通过公正、高效、廉洁的工作机制，及时、有效地实施行政管理，人民群众的配合也必不可少。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法治宣传和教育职能，培育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培养全体公民自觉守法的行为意识，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教育广大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学会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监督行政执法，不迷信人治，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强化责任追究，完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