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关于印发《锡林郭勒盟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
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关于印发《锡林郭勒盟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锡署发〔2006〕41号
各旗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盟直各部门：
《锡林郭勒盟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试行）》已经行署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六月六日
锡林郭勒盟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盟本级各部门（含项目单位，下同）项目支出预算管理，规范编制专项资金综合预算，提高各部门履行职责的效率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预算管理的通知》（内政发〔2005〕49号）和《内蒙古自治区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试行）》，结合盟本级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盟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由各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组成。项目支出分为部门经常性专项公用经费或业务费项目支出和专项拨款项目支出。经常性专项公用经费或业务费项目，是指财政部门根据有关政策确定的事项以及根据各部门工作性质、工作任务、业务特性安排的项目，主要包括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以及修缮、购置、会议、接待等项目。专项拨款项目，是指国家和自治区要求地方匹配的项目、工业重点项目、社会保障以及农牧业、科教文卫等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盟本级部门”包括与盟级财政部门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所称“项目单位”是指负责项目申请并组织项目实施的部门或单位。
第四条 项目支出预算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综合预算原则。项目支出预算体现预算内、外资金统筹安排的要求。
（二）科学论证、合理排序原则。申报的项目要进行可行性论证和审核，分轻重缓急视当年财力状况统筹安排。
（三）跟踪问效原则。财政和各项目单位对财政预算资金使用过程实施跟踪问效，对项目实施结果进行绩效评价。
第二章 项目库的设立和管理
第五条 项目库是对项目进行规范化、程序化管理的信息数据系统。项目库分为部门项目库和财政项目库，分别由各部门和财政局对项目库实施管理。
第六条 部门项目库，由部门按照申报项目支出预算的要求，对所属单位申报的项目进行筛选排序后建立。部门项目库由各部门负责本部门预算管理工作的财务主管机构具体管理。
第七条 财政局项目库由盟财政局根据项目支出预算管理要求，结合财力情况，对各部门所报项目进行筛选后设立。
第八条 项目库管理要遵循统一规划的原则，由财政部门统一制定本级项目库管理规章制度、项目申报文本，统一设计计算机应用软件。
第九条 项目库中的项目要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合理排序，实行滚动管理。
第三章 项目申报
第十条 申报的项目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自治区法律法规；
（二）符合公共财政原则，并有明确的政策依据；
（三）属于本部门行政工作和事业发展需要安排的项目；
（四）有明确的项目目标、支持对象、组织实施计划和合理的项目预算，并经过前期论证。
第十一条 申报的项目分为新增项目和延续项目。
新增项目是指本年度新增加的需列入预算的项目。
延续项目是指以前年度已批准，并已确定分年度预算，须在本年度及以后年度预算中继续安排的项目。
第十二条 项目申报文本由项目支出预算汇总表、项目申报书、项目可行性报告（编写提纲）和项目评审报告组成。
第十三条 项目申报文本的填报要求：
（一）各部门申报当年预算时，要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填写项目支出预算汇总表、项目申报书并附相关材料。
（二）新增项目中预算数额较大或者专业技术复杂的项目，要填报项目可行性报告和项目评审报告。
（三）延续项目中的项目计划及项目预算发生较大变化的，要重新填写项目可行性报告和项目评审报告。
（四）对已实行绩效评价的延续项目，要进行项目绩效评价，作为项目安排的重要依据。
（五）各部门要按照规定时间报送项目申报材料。项目申报材料的内容要真实、准确、完整。
第十四条 项目申报程序
（一）项目预算单位按照预算管理级次申报项目，不得越级上报。
（二）部门对申报的项目审核后，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本部门项目库。
（三）对进入部门项目库的项目，择优排序后统一汇总向盟财政局申报。
第四章 项目审核
第十五条 项目审核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单位及所申报的项目是否符合规定的申报条件；
（二）项目申报书是否符合规定的填报要求，相关材料是否齐全等；
（三）项目申报内容是否真实完整，项目预算是否合理；
（四）项目实施的具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是否合理，评价指标的设置是否科学并具可操作性；
（五）项目排序是否合理。
第十六条 盟财政局对各部门的项目进行审核后，符合条件的经与相关部门协商后，排序纳入财政局项目库。
第十七条 对延续项目中项目计划和项目预算发生较大变化的，以及新增项目中预算数额较大或者专业技术复杂的项目，财政局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或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评审。
第五章 项目排序
第十八条 排序原则
（一）延续项目予以优先排序；
（二）其他项目根据财力状况，按照项目的时效性、轻重缓急、择优遴选后进行排序。
第十九条 排序方式
（一）各部门对申报的项目按照政府预算收支科目类（款）在项目库中排序。
（二）财政局对部门申报的项目按照政府预算收支科目类（款）在项目库中分部门进行排序。
第六章 项目支出预算的核定与项目实施
第二十条 财政局依据国家、自治区有关政策规定及盟委、行署确定的工作重点，结合各部门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绩效评价结论以及年度财力状况和项目排序，制定当年支出预算草案，上报行署审定批复后，下达到各有关部门。
第二十一条 项目支出预算一经批复，各部门和项目单位不得自行调整。预算执行中如发生项目变更、调整、终止的，要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第二十二条 各部门要按照批复的项目支出预算组织实施项目，并负责监管项目单位严格执行项目计划和项目支出预算。
第二十三条 财政部门按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如遇特殊情况（国库资金不足、项目有变动等），财政部门与相关部门或项目单位协调解决。
第二十四条 按照规定应纳入政府采购范畴的项目，要编入政府采购预算。财政部门将支出预算中政府采购资金，直接拨付到政府采购中心，按照政府采购程序运作。
第二十五条 项目完成后，结余资金的使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项目的滚动管理
第二十六条 续项目列入部门预算后，项目名称、编码、资金投向在以后年度申报预算时不得随意变动，项目预算按照立项时核定的分年度预算逐年安排。
第二十七条 延续项目有执行年限的，应当明确项目的起止年度，项目到期后自行终止，如项目到期后需继续安排预算的，视同新增项目，要重新申报。
第二十八条 项目库中的延续项目实行滚动管理。每年项目支出预算批复后，各部门要对项目库进行清理，对到期项目予以清除。对延续项目要按照部门中长期计划和财政部门编制部门预算的要求，滚动转入以后年度项目库，与下年度新增项目一并申请项目支出预算。
第八章 项目的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
第二十九条 实行项目建设成果报告制度。项目单位要定期向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报告项目进程和资金使用情况，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对项目阶段成果进行考核评价，并向社会通报。发现项目单位在项目进程、资金使用以及效益方面存在问题，财政部门有权停拨或缓拨项目资金。
第三十条 实行竣工项目验收制度。项目建设完成后，以主管部门牵头，组织财政、审计、监察以及相关部门及时对项目进行验收和总结。财政部门将验收结果存档，纳入财政管理项目库中，作为以后年度编制项目预算的参考依据。
第三十一条 各项目单位要本着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实行专款专用，自觉接受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同级审计和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对挤占、挪用等违规使用项目资金的行为，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盟本级各部门的项目支出预算管理。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盟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各旗县市(区)可参照执行。
证据调查方法探源
2000年11月24日 14:25 何家弘
证据调查是与证据的发现、收集、评断和使用有关各种调查活动的总称，是法律工作者和执法人员为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而进行的专门调查活动。证据调查方法不仅运用于刑事案件之中，也运用于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和行政诉讼之中；不仅适用于侦查人员的工作，也适用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律师、仲裁人员、公证人员、内部保卫人员、纪检监察人员、海关执法人员、工商执法人员、税务执法人员等的工作之中。然而，由于我国具有“重刑轻民”的法律文化传统，所以长期以来只注重研究刑事案件中的证据调查问题，而且多从侦查破案的角度加以研究。在以经济建设为主战场的今天，特别是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全面加强证据调查方法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门统一的证据调查学。
虽然证据调查学是一门新学科，但是证据调查方法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严格地说，当人类社会中出现诉讼活动的时候，就有了进行证据调查的客观需要，因为没有证据就不可能提起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没有证据调查也就谈不上对案件的裁判。诚然，古代的证据调查方法与现代的证据调查方法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但二者都是为查明案件事实和证明案件事实服务的。这也是我们考查证据调查方法历史沿革的一条基本线索。此外，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刑事诉讼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司法审判活动的主要内容，所以证据调查方法的沿革主要表现在刑事案件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神示裁判法
在人类社会早期，断案者在争讼双方真假难辩曲直难断时，往往求助于神的力量，依据神的示意来审查证据和裁断案情。这一方面由于人类当时对神具有崇拜心理，另一方面也由于人类当时的认识能力尚不能提供客观科学的证据调查手段。神示裁判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神誓法”；一种是“神判法”。二者的基本功能者是审查判断证据的“真实性”或“可靠性”。
所谓“神誓法”，就是当原告人和被告人就案件事实提出互相冲突的陈述时，审判者便要求原告和被告分别对神发誓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如果哪一方不敢对神发誓，或者在宣誓过程中神态慌乱或在宣誓后显示出某种报应的迹象，审判者便可以判定其说的是假话。由于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信仰传统，所以神誓内容和形式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神誓都在庄严的宗教仪式下进行，以便加强其神秘的威慑力量。神誓时要先向本民族所信奉的神灵祈祷，然后再在圣物面前宣读自己的誓言。有些民族规定要向某种武器或动物宣誓。
公元前１８世纪，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第１３１条规定：“倘若某自由民之妻被其丈夫发誓所诬陷，而她并没有在与其他男子共寝时被捕，则她应对神宣誓，并得回其家。”公元５世纪末至６世纪初，法兰克王国的《撒利法典》亦把“誓言”规定为“主要的证据形式”，要求当事人对神宣誓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或抗辩的真实性。为了加强誓言的力量，该法典还规定可以由当事人亲属或友人对神宣誓来证明当事人陈述的可靠性，称之为“辅时宣誓”或“保证宣誓”。在阿拉伯国家中，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法律也把宣誓作为一种重要的证据调查手段。在他们心目中，真主安拉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如果谁在宣誓时欺骗了安拉，那他就永远得不到安拉的宽恕。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一般先让被告人宣誓。如果被告人拒绝宣誓，那么原告人只要宣誓即可胜诉；如果原告人也拒绝宣誓，或者双方都宣誓，法官则要进一步判明案情曲直。在我国古代，神誓法也曾作为查明案情的手段。《周礼》中记载：“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这说明当时打官司的人都要通过宣誓来证明自己陈述的真实性。
神誓法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低级阶段的产物。由于人们当时在面临复杂案情时不知如何收集证据和评断证据，只好借助于神的力量。然而，这种毫无科学性可言的证据调查方法不仅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有其查明案情的实用功能。神誓法是利用人们对神的崇拜心理来查案情的。诉讼当事人一般都相信神灵的力量，因此当他们提供虚假陈述时便不敢对神宣誓或者在宣誓时流露出不安的神态，于是案情便不查自明了。但是随着这种方法的反复使用，其威慑效能便逐渐减小。在一些案件中，争讼双方都敢于面对神灵、信誓旦旦，令办案者难辩真伪，诚然，此中敢于欺骗神灵的人并不一定是无神论者，大概是追求胜诉的现实需要给了他们敢于冒犯神灵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办案者只好请神灵来“明断秋毫”，神判法便应运而生了。
神判法就是在诉讼过程中以某种方式来请求神灵示意并据此查明案情。《汉穆拉比法典》第２条规定：“若某人被告发犯有巫蛊之罪，而又不能证实，可将其投入河中进行考验。如果他没有被溺死，则意味着河水已为他‘洗白’，告发者应处死刑，其房屋归被告发者所有；反之，则说明被告发者有罪，其房屋归告发者所有。”该法典第１３２条还规定：对于被告发与他人通奸的自由民之妻，亦应投入河中去接受神的裁判。古代日耳曼人也曾采用这种“水审法”，但其检验标准与古巴比伦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河水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东西，不能容纳有罪之人，所以嫌疑人被投入水中后若浮于水面，则证明其有罪；若沉入水中，则证明其无罪。在后一种情况出现时，嫌疑人亲友必须立即捞救，以免被神验明无罪者反遭溺死。
神判法也曾经是法兰克人查明案情的一种方法。开始，这种方法同时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即原告和被告要同时接受某种“肉体考验”，如将手伸入盛满开水的容器并取出事先放在里面的东西，或者用手掌摸烧红的烙铁；与此同时，审判者要对神祈祷或念动咒语；然后看谁手上无伤或伤口愈合快，从而证明谁的陈述为真。后来，这种考验渐渐变成单方面的，即审判者可以决定当事人的某一方先接受考验，如结果证明其陈述不实，另一方不受皮肉之苦即可胜诉。
古印度的《摩奴法典》中规定，如果法官依证言和物证不能确定案情，则可以用“神明裁判法”来审查证据和查明事实。作为《摩奴法典》之补充的《那罗陀法典》第１０２条又进一步规定了神明裁判的八种形式：１．火审，让嫌疑犯手持烙铁步行并用舌头舐之，无伤则无罪；２．水审，让嫌疑犯沉入水中一定时间，浮起者有罪，沉没者无罪；３．秤审，用秤量嫌疑犯体重两次，第二次较前次轻者无罪；４．毒审，让嫌疑犯服某种毒物，无特殊反应则无罪；５．圣水审，让嫌疑犯饮用供神之水，无异状反应则无罪；６．圣谷审，让嫌疑犯食用供神之米，无异状反应则无罪；７．热油审，让嫌疑犯用手取出热油中的钱币，无伤则无罪；８．抽签审，设正邪两球，让嫌疑犯摸取，摸到正球者无罪。
我国古代亦有神判法，但形式有所不同。据说舜帝时的法官皋陶就曾用“神羊”来查明案情的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说：“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在神权政治十分突出的商代，商王在定罪量刑时也要通过“占卜”来询问神的旨意。甲骨卜辞中记载：“贞：王闻唯辟？”“贞：王闻不唯辟？”这显然也是神判法的一种形式。
神判法和神誓法一样，也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客观上讲，它既“查明”了当时人类认识能力本无法查明的疑难案情，也提高了裁决的权威性，因而是有利于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两种证据调查方法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公元９世纪，法兰克王国率先规定在涉及王室利益的案件中不再使用神判法。１２世纪后期，英国的亨利二世在司法改革中亦明令废止了神判法。虽然一些国家在目前的诉讼程序中仍保留有证人宣誓的传统，但是这种宣誓已不再具有查明案情的功能，因而也不属于证据调查方法的范畴了。
二、审讯问案法
自有诉讼之日起，自有审判之日起，问案的方法便产生了。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纠纷，审判者都要当堂问案，以便查明事实并做出裁断。但是在神示裁判作为证据调查的主要方法时，问案只是一种形式，特别是在复杂的疑难案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神示裁判法的作用日益减小，审判者则逐渐由消极的“裁判主持人”转化为积极的问案者或审讯人，于是，审讯问案也就成了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而且其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审讯问案的目的是获取当事人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和核实有关的证据，而且最主要是获取被告人的口供。当时的执法者认为，被告人最了解案情真象，所以其供述最为可靠，是“证据之王”。我国古代早就有“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和“无供不录案”的断狱原则。法兰克王国和俄国早期的法典中也都明确规定被告人口供是最可靠和最完整的证据。法律对被告人口供的重视，促进了审讯问案方法的发展，也促进了刑讯逼供的发展。
我国的刑讯制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刑讯便已广泛地用于司法实践之中。秦朝时，法律对刑讯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据《秦简》中记载，“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诘之极而数池，更言不服，其律当笞掠者，乃笞掠。治笞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解辞，笞讯某。”这一规定虽有限制滥用刑讯的一面，但也有维护刑讯之合法性的一面。
汉朝的统治者虽然提出了“省刑薄罚”的司法原则，但却把刑讯逼供作为治狱的基本方法。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执法官吏往往以“苛酷拷囚”为能，至使严刑讯狱成风。唐朝的法律对刑讯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唐律·断狱律》中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为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由于实践中执法官吏常滥施刑讯，甚至拷囚至死，所以法律规定对同一名囚犯实施拷讯不得超过三次，拷打总数不得超过二百。如在此限度内拷囚至死，执法者不受处罚；如超过此限度拷囚至死，执法者则要被判二年徒刑。宋朝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然而，法律上的这种规定并不能阻止实践中对刑讯的滥用。且不说那些贪官酷吏常假借刑讯来草菅人命，就连包公等“清天大老爷”亦把刑讯视为断狱的“看家手段”，宣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据记载，宋朝时已经出现了“掉柴”、“夹帮”、“脑箍”、“超棍”等十分残酷的刑讯手段。明朝统治者实行特务政治，所以刑讯逼供盛行。《明律》中规定：“内外问刑衙门，一应该问死罪并窃盗、抢夺重罪，须用严刑拷讯，其余只用鞭扑常刑。”然而，司法实践中刑讯之酷、花样之多，实令人瞠目，据《明史·刑法志》中记载，锦衣卫镇抚司的刑具有十八套，如挺棍、夹棍、脑箍、烙铁、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灌鼻、钉指等。对于重要的案犯，这十八般刑具“无不试之”！
欧洲国家在用审讯法代替了神判法之后，刑讯逼供也成了查明案情的主要手段。法兰西王国从１３世纪开始广泛采用纠问式诉讼程序，于是秘密审讯和拷打逼供就成了让被告人开口的常规手段。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可以对被告人刑讯拷问，以取得有关犯罪事实、动机、目的和具体情节的口供。德国１５３２年《加洛林法典》规定用纠问式诉讼程序代替抗辩式诉讼程序。由于被告人供述被视为定罪的主要证据，所以刑讯逼供自然成了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当时，很多法官都把刑讯看做使被告人招供的“万灵方法”。甚至在堕胎案件的调查中，法官对被控妇女采用残酷的刑讯来获取口供。
在以审讯问案作为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时，刑讯逼供是一种必然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社会统治的野蛮性。但是，体现着文明与理智的社会意识也在约束着刑讯逼供的施用。因此，统治阶级不得不在法律中对其有所限制。此外，一些优秀的执法者在批评刑讯的弊端时，也提出了一些较为科学的审讯问案方法。在我国，早在周朝时就有人提出了“听狱之两辞”，不能片面听信“单辞”的问案思想，并总结出了“以五声听狱讼”的审讯方法。《周礼·秋官·司寇》中说：“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可以说是在审讯问案中运用心理学原理的最初尝试。汉朝时，人们又总结出辗转推问、侧面迂回的“钩距”问案法。据《汉书·赵广汉传》记载，广汉“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贾，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
宋朝人郑克反对在断狱问案中采用酷刑拷打。他在总结前人办案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情迹论”的思想，其中有许多是关于问案方法的。他仔细研究了“以五声听狱讼”之法，认为问案时要注意分析事务的情理。他在《折狱龟鉴》一书的“钩匿篇”中指出：“察奸人之匿情而作伪者，或听其声而知之，或视其色而知之，或诘其辞而知之，或讯其事而知之。盖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故奸伪之人莫能欺也。”此外，他还主张在问案中可以使用诈术，布设圈套，使被告人就范。在我国古代，很多优秀的执法者都善于在问案中抓住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巧妙推问，查明案情。不过，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刑讯逼供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问案方法。直到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刑讯逼供才真正受到抨击和限制。
１６４１年６月２５日，英国国会颁布法令废除了以拷打和秘密审讯为特征的星座法院和其他特设法院。这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向封建的刑讯逼供制度发起的最初攻击。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欧洲各国先后都在法律上摈弃了野蛮的刑讯逼供制度。我国在清朝末年修订《大清律》时，有人也提出要废除刑讯逼供制度，但未成功。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于１９１２年３月２日颁布了《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其中规定：“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分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
然而，刑讯逼供作为查明案情的方法，确有其特殊的“魅力”。即使在２０世纪的文明社会之中，这种野蛮的审讯方法也像幽灵一样时隐时现。虽然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中废止了刑讯逼供，虽然许多国家的法院都禁止使用经刑讯获取的证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如果我们翻开各国法西斯统治的那页历史，那么映入我们眼帘的首先就是两个鲜红的血字——刑讯！这关不奇怪，因为“法西斯”一词本来就代表一种刑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