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意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中医药发〔2002〕25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局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推动中医药现代化进程，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我局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不断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切实发挥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中的作用，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中医药政策的正确指引下，中医药事业在努力继承和保持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人民群众医疗卫生保健方面发挥了并且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大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是学习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根本要求，对于保障人民健康、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对于繁荣医学科学、丰富世界医学宝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各项改革日益深化，城镇医药卫生体制三项改革全面推进，农村卫生改革正在加紧进行；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人类健康观念的改变，传统医药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受到关注，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的突出地位和影响逐步扩大。这些新形势、新变化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必须看到，尽管近年来在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既有继承方面的不足，也有创新方面的不够。一方面，对古典医籍文献、历代名医和当代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整理开发利用相对薄弱，对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学术思想、诊疗方法等继承应用不够。另一方面，中医药学术发展相对滞后，缺乏重大的理论创新与技术创新；中医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中医办院模式等方面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和社会需求不断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充分体现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这些已成为新形势下制约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二、进一步明确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指导思想
（三）坚持把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作为做好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根本宗旨。中医药事业是造福于人民的事业，继承发展中医药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怀。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我国医学科学中的特色和优势，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是中医药行业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中医药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做好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根本宗旨。必须始终坚持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健康对中医药的需求作为做好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四）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继承是发展的源泉、基础和前提，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突破、提高和超越，创新是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继承和发展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基础，创新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一方面，必须切实做好中医药的继承工作，主要是认真继承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认真继承历代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积累、创造出来的丰富经验，认真继承古往今来在中医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临床治疗等方面一切行之有效的独具特色的方式方法，加以应用而不致失传。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做到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进，不断吸取现代科学技术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始终保持中医药的生机和活力，努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五）坚持把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作为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核心任务。不断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既是中医药能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服务的需要，也是中医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必须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中医药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紧紧围绕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这一核心任务，切实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
（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努力在实践中促进中医药的继承发展。做好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不断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既是一个实践认识的过程，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医药继承发展和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中的问题包括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不断的研究、探索与实践来解决。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人们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工作经历，有的在继承传统的方面多做一些，以使中医药的继承工作有所加强，有的在创新方面有所侧重，提出一些中医药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有的从其他学科角度研究中医药，其根本的、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发展中医药。因此，必须始终高举团结的旗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尊重老、中、青三代中医药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实际出发，积极投身于继承发展中医药的伟大实践；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避免对中医药学术问题的行政干预，对不同学术见解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大力发扬学术民主，创造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畅所欲言、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和开放包容的团队精神，着力营造追求真理、鼓励探索的良好人文环境。
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重点任务
（七）加速培养各级各类中医药人才，大力提高中医药队伍的整体素质。热爱中医药事业，牢固掌握中医药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基本方法，是对各级各类中医药人才的共同的基本的要求，也是做好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根本保证。在此基础上，要以社会需求和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为目标，努力培养造就一支结构合理、规模适度、业务精良、德才兼备的中医药人才队伍。其中，要下大力气加快培养一批医德高尚、中医药理论功底深厚、临床疗效好、群众公认的优秀中医临床人才；要重视和加强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医药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培养；抓紧培养一大批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所需要的中医药人才；同时也要注意加强中医药管理人才、复合性人才、外向型人才等的培养。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在职教育，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使现有中医药人才队伍结构不断改善，素质明显提高，更好地担负起中医药继承发展的历史重任。
（八）适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切实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内涵建设。中医医疗机构是继承发展中医药的主要阵地，是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保护和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要本着“巩固、充实、完善、提高”的原则，切实加强现有中医医院内涵建设，坚持以中医药为主体，突出中医药特色。要集中主要的精力、主要的力量，研究和实践如何运用中医药学术、技术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价廉的中医医疗保健康复服务，如何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更好地得到继承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各级中医医院要积极探索有利于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的办院模式。要把中医专科建设作为加强中医医院内涵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抓紧抓好。重点中医专科要有中医学术水平高的学科带头人和一支结构合理、中医学术与技术水平领先的队伍，要有系统的中医药综合治疗方法和显著的临床疗效。继续加强和不断完善全国示范中医医院建设，总结推广先进的建设思路和经验，充分发挥其在中医医院办院方向、科学管理、运行机制改革等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其中，根据区域卫生规划和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着眼于21世纪中医医院的发展，要努力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具有专科特色的综合性中医医院。适应农村卫生改革的新形势，继续加强农村中医药工作。充分发挥县级中医医院的龙头和指导作用，探索和建立向农村推广适宜技术的新机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
（九）突出重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方法和手段，力求中医药继承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在认真总结以往中医药继承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医药继承发展不同时期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实际问题，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抓出成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大力加强中医药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系统整理各历史时期、各学科、各领域有影响的中医药文献资料，陆续刊行出版。各地应重点抓好本区域历史上有较大学术价值的中医药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支持重要典籍文献和著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著作的出版。2、对当代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继续进行系统地总结整理。3、切实加大总结、整理、研究和推广中医独特的临床诊疗技术的力度。要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全国范围内遴选、推广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有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中医药新方法、新技术、新成果，促进中医临床疗效的提高。
（十）大力推进中医药的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医药科技进步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中医药科研工作首先要解决中医药科研工作的思路、技术路线和科研方法等问题，既要遵循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强调科研设计的严密性、规范性、逻辑性和技术路线的合理性、可行性，同时也必须注重体现中医药的特点。要系统总结和整理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的优势和特点，揭示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方法论的不同特点、规律及其优越性，相互借鉴，建立能够真正体现中医药学自身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方法。
中医药科技工作要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实行有限目标，重点突破。注重基础与临床、理论与应用的有机衔接，形成基础理论研究与临床研究相互促进的良性运行机制。精心组织全国多学科的研究队伍，围绕提高中医药学术水平和防治疾病能力的重大问题，选择重点领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方法与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相结合，积极开展对中医药理论、中医临床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学术研究工作。
强化中药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面向中医临床需要和中药生产实际，面向社会需求，研究解决影响行业发展的重大或关键技术问题。要努力建立和完善我国现代中药研究开发体系，切实加强中药产业化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和中药制药关键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尽快形成体现中医药理论特点并逐步获得国际认可的现代中药标准规范体系。坚持开发与引进相结合，大力引进关键技术，注重高新技术的消化吸收，使中药产品更好地满足中医临床的需要，并逐步增强我国中药在国际医药市场上的竞争力。
（十一）认真研究并大力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中西医结合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沟通中西医学、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和中国医药事业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现阶段，要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推动中西医结合工作，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学科优势，要从临床入手，抓住临床重大及难治性疾病防治的关键问题，加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及临床的系统研究。注重中西医结合中方法学等问题的研究，以促使中西医结合工作步步深入。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加速中西医结合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培养，继续鼓励西医学工作者特别是高年资的西医师学习和研究中医药。大力扶持一批中西医结合重点专科，不断提高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
（十二）积极发展民族医药。我国各少数民族医药是祖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民族繁荣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要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对理论体系比较完整的民族医药，在继续挖掘整理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其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对其他民族医药，重点是做好有效方药和诊疗技术的挖掘整理工作。加强对民族医药文献的整理与翻译，继续做好《中国民族医药志》的编写工作。注重对民族药的开发及生产关键技术的基础研究，积极开展适合民族药特点的制药设备、技术及剂型的研究，建立和完善民族医药制剂规范和质量控制标准，促进民族医药学和医药产业的发展。注重民族医药学的教育及人才培养工作。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民族医院和民族医专科的建设。
（十三）进一步促进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做好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有利的条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必须抓住这一契机，加强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医药的继承发展。要加强对世贸组织规则以及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中医药国际化运作机制的研究，继续坚持“立足国内、以内促外，依靠科教、医药并举，因地制宜、双向接轨”的战略方针，不断巩固和开拓民间渠道，重视和加强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格局，不断提高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质量、水平和层次，推动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
四、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相关措施
（十四）充分认识和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的规律，把院校培养与在职教育有机地衔接起来。在中医药教育结构调整、指导性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标准制定等方面，配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积极引导各级各类中医药院校在认真总结办学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深化中医药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尽快改变当前中医药基础理论、经典著作和中医临床教学环节薄弱的现象，为学生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打下扎实的中医药基本功底奠定良好基础。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教材建设，强化中医药基本理论知识教学和基本功训练，并用中医药学术新进展和现代科学技术新成果充实和更新教育内容。积极发展七年制和研究生教育，逐步开展非医学专业毕业生直接攻读中医研究生学位试点工作。进一步加强中医药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的教师应当具备执业中医师资格，并保证有一定时间从事中医临床实践；有关高等中医药院校应当为从事中医药教学工作的教师提供必要的中医临床实践条件。认真执行《执业医师法》，调整中医执业医师考试科目，增加中医理论与临床考试科目和内容，加强中医临床实际操作能力考核，使中医执业医师的中医临床能力与其所获执业资格相符合。
（十五）逐步建立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终身教育制度。大力开展以学习中医药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名老中医药专家诊疗经验和中医药学术新进展为主要内容的继续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巩固和提高不同学历层次、不同知识结构、不同职称的中医药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中医药继续教育内容的教学指导，规范各级各类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目标和要求，把参加继续教育情况同执业注册、职称评定和职务聘任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推进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做好与临床专业学位的衔接。开展对全科医师和乡村医生中医药知识和技术的培训，提高他们运用中医药的能力，发挥中医药在农村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作用。
近年来开展的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技术专长经验继承工作，不仅抢救、保存和继承了一批老中医药专家的宝贵经验，而且有利于培养具有流派特色和技术专长的高层次中医药人才，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相关政策，继续推行。中医名医是一个时期中医药学术和临床疗效水平的主要体现者、继承者和发扬者，是中医药事业的宝贵财富。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名医、爱护名医的良好环境，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有利条件，注重发挥他们在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培养中医药人才等方面的作用。
（十六）积极推进中医医疗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为中医药的继承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各地应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医疗需求，在区域卫生规划中合理安排中医医院的设置和布局。要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状况，加大对现有中医医院的建设力度。要从中医医院的特点出发，认真落实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对中医药的各项政策，积极推动公立中医医院的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在办好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中医医院的同时，要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非营利性或营利性中医医疗机构，在严格审核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在农村和城市社区兴办中医医疗机构的限制。各级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各类中医医疗机构的指导和监督，认真审核其办医资格和条件，规范其医疗服务行为。
（十七）大力深化中医药科研体制改革。建立以优秀人才为核心、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科研运行机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中医药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科学的评审指标体系和公开、公平、公正的科研评估机制。加强中医药科研相关条件的建设，通过重点中医药研究室（实验室）、重点中医专科和中医药重点学科的紧密结合，形成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整体合力。改革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管理方式，集中力量支持中医药继承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关键性问题的研究，力争取得在国内外医学科学领域有显示度的重要突破。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中医药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支持和鼓励中医医疗机构、中药企业从事中医药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在中医药科技工作中要鼓励创新、竞争和合作，鼓励走医教研结合、产学研结合、中医中药结合、基础与临床结合的道路，鼓励跨行业、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十八）推进中医药法制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依法保障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加紧制订国家中医条例，逐步完善国家中医药立法。积极推动地方中医药法规建设，创造中医药发展的良好法制环境。认真研究制定和完善中医师、中医医疗机构准入条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加强中医行业管理与执法工作，加大对盗用中医名义的各种非法行医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中医医疗市场的秩序和中医药行业的良好声誉。
坚持依法治业与以德治业相结合，切实加强行业精神文明建设。高尚的医德、廉洁的医风是中医药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药继承发展的重要内容。仁爱救人、淡泊名利、博采众长、谦和谨慎等优良的传统职业道德在中医药行业中源远流长。我们要把继承和发扬中医药行业优良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教育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树立“救死扶伤、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满腔热忱，开拓进取、精益求精，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行业风尚，为振兴中医药事业而努力奋斗。
（十九）进一步做好中医药科学普及工作。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高度，通过新闻出版、影视音像等各种传播媒介和途径，努力在全社会中宣传党的中医药政策，宣传中医药的科学性以及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方面的地位、作用和优势。各中医药院校、中医药研究机构、中医医疗机构及有关学术团体，都应将以各种形式宣传、普及中医药科学知识视为己任，为做好中医药的继承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十）切实加强对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领导。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不断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是一项规模宏大、任务繁重的系统工程，必须用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去加以实施。各级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统一思想，切实转变职能，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工作水平。各地要按照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指导原则、重点任务和基本要求，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精心组织实施，并认真研究、解决继承发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分类指导、示范先行的工作方法，及时掌握有关情况，总结推广成功经验。要主动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对加强中医药继承发展工作的关心与支持，积极协调好计划、财政、教育、科技等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加大投入，为中医药的继承发展和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创造良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
陈道英 东南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一般人格权/客观价值秩序/共同价值基础
内容提要: 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并非毫不相干的两种权利，对二者关系认识不清可能导致将二者混淆的可能性及倾向。由于产生上所具有的特殊性较为集中的体现了宪法与民法的交叉，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得以成为观察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的绝佳切入点。
引言
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一项特殊的权利。无论是从基本法还是从德国民法典来看，都没有对一般人格权的表述，因此它是一项由法官在判例中建立起来的权利；同时，民法上一般人格权建立的基础为“基本法第1条、第2（1）及民法典第823（1）”，也就是，与其他得到民法典具体规定的民事权利不同，如果没有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这一权利就不可能在民法上产生[1]——这也就意味着一般人格权自产生之初就体现着宪法与民法的交叉，故而在对一般人格权性质的认识上较容易产生混淆。这就需要我们在辨明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的基础上对其作出明确界定。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人格权领域本身就是现代民法拓展调整的领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出现融合趋势的集中体现，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在其产生上又具有如此独特的经历，这也就使得一般人格权成为了我们观察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互动关系的一个绝佳切入点。
一、一般人格权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发展轨迹（作为民事权利）
由于近代民法理论将人格与财产密切联系起来， [2]而否认自己对自身的某些权利，因此德国民法典除了规定少数具体人格权，如姓名权外，对人格权的保护力度是很不够的。 [3]同时，出于法律安全性的考虑，民法典中也并没有写进一般人格权条款。 [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帝国法院的法官拒绝承认一般人格权问题是一个应该交由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 [5]但德国司法机关也曾力图通过种种途径扩大对人格保护范围。 [6]二战结束后，民法典对人格提供的保护明显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但由于立法者扩大人格保护的努力未能成功， [7]因此这一重任最终还是落在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肩上。
最早提出“一般人格权”这一概念的，为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 [8]在本案的判决书中，联邦最高法院首次宣称： [9]
既然基本法（1949年宪法）规定了人格尊严权（第1条），以及作为隐私权（a private right）的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这一权利在不损害他人的权利，或不与宪法秩序或道德相抵触的范围内应得到广泛的尊重（第2条），那么一般人格权就必须被视为由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正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此宣布一般人格权的基础在于基本法第1（1）及第2（1），才为后来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的讨论埋下了伏笔。当然，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一般人格权不仅仅以基本法相关条款为渊源；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一般人格权最直接的法律渊源为民法典第823（1）。即，一般人格权为第823（1）所谓的“其他权利”，德国民法学上称其为“框架性权利”。 [10]
一般人格权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侵权法领域内对人格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但是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仍构成一个困扰学者和法官的问题，因为从民法典第253条的条文表述来看，因损害一般人格权所造成的非物质损害是被排除在金钱赔偿之外的。对于这一问题，也是由法官通过判例的形式解决的。最早肯定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的就是1958年的“骑士案”。 [11]
在回答对人格的非物质损害能否请求金钱赔偿的问题时，最高法院在重申了“一般人格权不仅是基本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一项民事权利”这一观点之后，以肯定的口吻写道：“这一所谓的一般人格权在民法的框架内也具有法律效力，同时也享受民法典第823（1）中‘其他权利’的保护。”而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应承担金钱赔偿的直接依据，法院则认为是民法典第847条。 [12]法院认为，虽然传统的观点认为民法典并不保护一般人格权， [13]但既然基本法已经赋予了人格以广泛的保护并视其为基本价值，那么民法中的上述观点就再无法成立，而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不予赔偿也将是“无法忍受的”。 [14]
此案判决一出，学界争议四起。最主要的争议就集中在判决中作为金钱赔偿责任直接依据的民法典第847条。由于第847条属于排除性规定，将其作为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的依据未免有失牵强。故而，在此后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不再以民法典第847条为依据，而是以民法典第823（1）结合基本法第1（1）、第2（1）为依据，以“金钱消除损害”这一法律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15]
通过此后诸多判例的发展与完善，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建立起了有关一般人格权的完整的制度。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一般人格权对于未受到具体人格权条款保护的人格法益提供辅助性的保护；同时，不同于绝对权，一般人格权的保护采取了逐案审查及利益衡量的方法，以避免该条款提供过宽的保护以及赋予法院过多的裁量权，从而危及到立法权限。 [16]
二、一般人格权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发展轨迹（作为基本权利）
与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一样，作为基本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以下简称“一般人格基本权”）也是通过判例形成的。但是从时间上来看，有关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判例稍晚于民法上的判例——其最早可追溯至1957年的艾尔菲斯案 [17]。
根据宪法法院形成的领域说（the Sphere Theory (Sphärentheorie)）， [18]基于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的人格利益被分划为不同的领域，并相应的接受不同程度的保护。其中，处于最为核心的地位的是核心领域（the most intimate sphere (Intimsphäre)），这是人类自由绝对不容公权力任何侵犯的领域，而这一领域内的人格权也是与人格尊严联系最为紧密的；其次则是私密领域（a private or confidential sphere (Privat or Geheimsphäre)），对于这一领域内的人格权只允许基本法第2（1）条文中所表述的限制（即适用比例原则）；处于最外层次的为社会领域（an outer or social sphere (Sozialsphäre)），由于这一领域内的人格利益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最为密切，而与私人的联系最为松散，故而对其采用的是宽松审查基准。 [19]由此可见，德国的人格权法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与外部社会发生联系的行动自由； [20]私人领域内的相关自由与权利。 [21]艾尔菲斯案涉及的即是前者。
从表面上看来，该案并非宣示一般人格基本权的案件——在该案的判决书中甚至没有出现“一般人格权”这个词。它所回答的仅仅是基本法第2（1）中的“人格自由发展”是否包括对公民一般意义上的行动自由权（the right to freedom of action）的保护。但是，从以下几层意义上看来，艾尔菲斯案不愧是宪法法院在一般人格权问题上的奠基之作。首先，行动自由是一般人格权的构成部分之一，故而称本案为宪法法院首次宣示一般人格权的案件并不为过。其次，在本案中联邦宪法法院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承认了基本法第2（1）保障公民的行动自由权，而且指出基本法第2（1）为基本权利保障的兜底条款，当公民的自由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犯而（具体的）基本权利又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时，公民即可引用第2（1）来对抗侵犯。这就为后来法院从一般意义上阐述一般人格权奠定了思路。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法院特别指出，任何法律除了不得违背基本法的明文规定外，对于“未予书写的”价值秩序与基本原则也不得违反；当然，对于作为基本法最高价值的人格尊严就更是必须遵守了。因此，“宪法为每个公民提供了发展私人空间的保护，即对人类自由的最后的不受侵犯的领域免受来自公权力的任何侵犯的保护。” [22]这就为宪法法院在其后的案件中宣示一般人格权奠定了基调，同时也暗示着宪法法院承认了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般人格权上对民法典所做的解释。 [23]
而首次从私人内在领域出发分析一般人格权的则是1969年的微观统计案。 [24]在本案中，宪法法院除了承认公民的信息自决权（一般人格权的构成部分）外，还延续艾尔菲斯案中将人格尊严与一般人格权联系起来的分析基调，试图对“内在空间”（inner space）做出明确界定。法院指出，个人必须拥有一个内在空间以使其人格获得自由、自我负责的发展，而这样一个内在空间不受任何外在的侵犯。 [25]此后，宪法法院通过索拉娅案、 [26]雷巴赫案、 [27] 埃普勒案、 [28]统计法案、 [29]犯罪日记案 [30]等案件逐步完善了一般人格基本权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对宪法法院的判决造成的影响：宪法法院不仅承认了联邦最高法院以基本法第1（1）、第2（1）为一般人格权基础的思路，还承认了它对民法典的解释及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予以金钱赔偿的做法。其中，最为典型也最具意义的就是索拉娅案。
在索拉娅案中，联邦宪法法院首次宣布联邦最高法院对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 [31]的承认在宪法上 是没有疑虑的，并且确认了其以基本法第1（1）、第2（1）及民法典第823（1）为据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予以金钱赔偿不存在违宪之处，从而使得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得到了确认，消除了争议。更为重要的是，在该案中宪法法院肯定了最高法院运用基本权利的辐射作用理论证成一般人格权的思路，指出由于基本权利同时构成客观价值秩序，因此个人的人格及尊严上的利益必须受到所有国家机关的尊重和保护，这一保护也应拓展至个人的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而在私法领域中，这一任务就是由一般人格权的法律制度来实现的。此外，宪法法院还确认了普通法院的法官按照宪法中确认的宪法秩序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因此，索拉娅案可以说是宪法法院对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努力的全面总结与肯定。
三、一般人格权：基本权利，抑或民事权利？
纵观以上所述一般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以下两个特点：（1）一般人格权的概念首先由联邦最高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提出，同时，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的发展又对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夸张的说，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两条高度重叠的发展脉络。（2）联邦最高法院证成一般人格权时采取的是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与间接效力理论， [32]以基本法第1（1）、第2（1）为其渊源；甚至，最高法院在“读者来信案”中宣称：“一般人格权……必须被视为由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同时，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做法，宪法法院在索拉娅案中也明确予以了肯定。由此，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混淆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的， [33]甚至有学者声称一般人格权是基本权利，而非民事权利。 [34]那么，一般人格权到底是基本权利还是民事权利呢？
笔者认为，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与作为宪法权利的一般人格权虽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产生过程上也存在诸多交叉，但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利，不应将其混淆。也就是说，既存在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也存在作为宪法权利的一般人格权。首先，对于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虽然最高法院认为基本法第1（1）、第2（1）为其渊源，但推导出这一权利的直接渊源仍然是民法典第823（1），只不过基本法对人格尊严这一最高价值的宣示为最高法院从民法典第823（1）推导出一般人格权提供了合法性。 [35]
其次，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制度发展是在侵权法的框架内进行的。与其他民事权利不同，一般人格权是一项框架性权利。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一般人格权的意义更多的是存在于侵权法上的意义。而纵观一般人格权自产生到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的认定等一系列过程，我们即可发现，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建立始终是在侵权法的框架内进行的。 [36]对于这项权利，甚至有学者提出，它不是一项权利，而仅仅是法益的一种特殊立法表达形式， [37]或者认为它“不过是借助了‘权利’这一外衣(用德国人自己的话来说是个‘大氅’)，表达了关于人格法益应受到保护这样一个宽泛的法律原则而已。” [38]由此可见，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是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种权利。
第三，虽然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与发展对一般人格基本权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两个权利的发展线路并非同一而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一般人格基本权的产生和发展虽然是在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影响下进行的，但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从一般人格基本权的产生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宪法法院首先从基本法第2（1）中推导出一般行动自由权，然后以一般行动自由权和人格尊严为基础推导出一般人格权。 [39]虽然宪法法院对一般人格权的宣示晚于联邦最高法院，但其对一般行动自由权的宣示却最早可追溯至1954年的调查帮助案 [40]——而这一时间与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则是同时的。另外，联邦宪法法院对于联邦最高法院关于一般人格权观点的承认仅仅是认为并不存在宪法层面上的反对民事司法判例的理由， [41]这一确认使得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得以成为一项稳定的法律制度以发挥法律效力。因此，宪法法院的确认实际上起到的是定纷止争的作用。
第四，权利的内容不尽相同。一般人格基本权的核心是自我决定权，具体说来包括信息自我决定权、控制自己在社会中形象的权利（包括控制自己的言辞、图片、影像、声誉的权利）、以及自我决定权和知悉自己的传统（heritage）的权利，同时，性自决权与有关性和感情生活的权利一般被认为处于一般人格权的核心领域。 [42]这是因为一般人格基本权基本上是围绕着“精神的、道德的人”、围绕着“内在的空间”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得以躲避外在的干涉和侵犯，得以在自我决定的基础上实现人格的自由发展。而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保护的领域则主要集中在：保护名誉免受陈述事实和发表言论的损害、保护同一性免受与事实不符但未损及名誉的事实陈述的损害、保护私人秘密免受调查、保护私人秘密免受传播及保护其他人格利益免受利用、其他的人格保护。 [43]总体说来，一般人格基本权利的范围要比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民法的一般人格权更为宽泛。 [44]
第五，权利保护的力度不同。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侵犯一般人格权的行为的违法性的认定并不是采取“结果违法”的方法，而是采取“积极确定违法性”的方法。之所以存在这一区别，就是因为，与民法典第823条明文列举的法益不同，一般人格权不具有明确的应受保护的范围。由于它可能与他人的人格权在同一层次上发生冲突，所以要确定侵犯一般人格权行为的违法性，就必须在个案中采用利益衡量的方式。 [45]而一般人格基本权却大不相同。根据领域说，对处于核心领域的一般人格基本权，绝对不允许来自公权力的任何侵犯；而对处于第二层次领域的一般人格基本权，则国家只能在根据一部符合规范明确性原则的法律（议会保留），并且只有在“重大的公共利益要求这样做，而又严格遵循适度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对其进行限制。 [46]由此可见，一般人格基本权受到的保护要高于一般人格权。
从以上分析可见，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互相独立的两种权利，我们绝不应将其混为一谈。从理论上讲，将二者混为一谈将导致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界限的混淆，不利于基本权利的保障；从司法实践上讲，混淆作为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将造成“法官造法”现象的严重化，使得司法权过多的伸入到立法权的领域中来。 [47]
四、一般人格权：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勾连
上文笔者分析了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区别。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尽管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集中体现就在一般人格权的证成上。如同上文中提到的，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与间接效力理论在一般人格权的证成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联邦最高法院不仅以基本法第1（1）、第2（1）为一般人格权的最基础的渊源，而且在解决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问题时也再次确认了基本权利的辐射作用以及基本法所确认的价值加诸于法院的国家保护义务。可以说，如果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视作互不相干的两种完全平行的权利，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将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于德国法认为基本法所确认的核心价值（基本法第（1）条）构成了所有部门法的共同的价值基础（客观价值秩序），这一价值基础上的利益必须受到所有国家机关的尊重和保护，从而使得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得以发生某种勾连，一般人格权的产生才成为可能。概言之，德国基本法确认人格尊严为最基础的价值，而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利，即是同一种价值在不同的法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它们一方面具有共同的基础，但同时又是性质不同的权利。
推而广之，德国法上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作为主观权利，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是独立的两种权利，不容混淆；同时，由于二者构建于同一价值基础之上，而这一价值基础又以宪法权利的面貌表现出来（客观价值秩序），故而宪法权利得以以辐射作用的形式与民事权利产生勾连。
不难发现，上述描述带有非常强烈的德国色彩。显然，在不承认宪法权利的双重属性的国家里，比如我国，上述描述将难以适用。那么，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来，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笔者认为我们更有必要明确另一个更具基础性的问题，即：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究竟是统一于某种价值，还是统一于宪法所宣布的某种价值？究竟是这种价值具有最高性，还是宪法的最高性赋予了这种价值以最高性？从表面上看，德国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依赖的是基本法所宣称的基础价值（人格尊严），故而是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直接导致了这一全新的权利的产生；然而，若加以更深层次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一般人格权的产生，甚至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普遍勾连乃是扎根于源自康德及黑格尔的人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共同基础有其更为深刻的哲学及价值观基础，而非仅仅是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如此简单。从现代德国法来看，这一哲学及价值观基础可以归纳为“人格主义”，即强调人为“拥有人格尊严的社会人”，这样的人不仅具有不能让渡役使的自身价值，同时也负有将自己与他人间的共同生活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展开与实现的义务。 [48]
故而，即使是德国法上的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能够简单的以宪法权利的双重属性来概括，归根结底，深入到私人之间的并不是宪法权利，而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共同的价值基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宪法所宣布的基础价值构成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共同基础，但是，不容混淆的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是统一于这一共同的价值基础（哲学价值观基础），而非其他。宪法固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它也同样构建于这一基础之上，必须与这一基础相协调。不独德国法如此，其他国家的法律亦不应有二。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大胆宣称：不仅在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上体现着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勾连，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来看，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亦应统一于共同的价值基础之上，并得以发生互动关系；二者并非毫不相干的两种权利。无论是对人格权也好，对财产权也好，我们都必须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去厘清具体权利的性质、去看待权利，才不致产生偏差。
那么，这一最为基础的哲学价值观基础究竟为何呢？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在德国，如上文所述，这一基础为人格主义。而美国宪法虽然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但从其宪法的字里行间及司法审查实践形成的传统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强烈的价值取向，故而将美国法上的哲学价值观基础归纳为个人主义应为妥当。再如日本，虽然其宪法宣称国民主权、尊重基本人权及和平主义为基本原则，而日本宪法学家也认为“人的尊严”为其宪法的最基本原理，但日本法并非如德国法一样以人格主义为其价值基础，而是在强调人权的基础上强调人作为“个人”对抗国家的价值，故而也是以个人主义为其哲学价值观基础的。
我国宪法并未如德国基本法一样对基础价值作出明确宣告，也未如日本宪法一样对基本原则作出归纳总结，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和加深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关系的混淆状态。可以说，正是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认识不清，甚至对这一问题未能引起重视，才导致了我们在对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认识上（尤其是对人格权认识上）的种种误差。只有确认了这一基础，才能构建起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宪法权利体系，并且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勾连起来。具体而言，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我国，宪法权利并非公民对国家的对抗，因为社会主义下强调的是公民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但将其归纳为共同体主义也非为恰当，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让个人利益淹没在共同体利益的汪洋大海里。故而笔者认为以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人格主义为我国法律的哲学价值观基础较为妥当。
注释:
[1] 我们谈到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时，通常想到的判例都是吕特案。而最早产生一般人格权的“读者来信案”早于吕特案4年运用了间接效力理论。
[2] 传统民法普遍将人格视为财产的延伸，同时认为人格独立的最主要目的为对财产的独占和支配，故而人格只能附庸在财产法上不断提升。见姚辉：《论一般人格权》，载《法学家》1995年第5期，第8－16页。
[3] 蒋学跃：《人格与人格权的源流——兼论宪法与民法的互动关系》，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5期，第17－20页。
[4] 周晨、张惠虹：《中德民法中一般人格权制度之比较》，载《德国研究》2003年第2期，第71－75页。
[5] 周晨等，同上注。
[6] 有德国学者认为，尽管一般人格权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德国法上最大的、成系统的扩大人格保护力度的努力却可以一直追溯至纳粹时期。Gabrielle S. Friedman, James Q. Whitman. The European Transformation of Harassment Law: Discrimination Versus Dignity. 9 Colum. J. Eur. L. 241, FN52.
[7] 周晨等，同注释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