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行政备案管理办法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行政备案管理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50号
《广州市行政备案管理办法》已经2010年12月14日市政府第13届12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万庆良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广州市行政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备案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备案，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加强行政监督管理，依法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报送其从事特定活动的有关材料，并将报送材料存档备查的行为。
第三条 本市行政备案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有关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或者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的备案，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设定和实施行政备案应当遵循合法、合理、公平、公开、高效和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行政备案应当由市人民政府以规章的形式设定。本市其他行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设定行政备案。
第六条 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备案：
(一)涉及加强宏观调控、保护生态环境、加强公共管理的事项；
(二)涉及实现公共服务职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事项；
(三)涉及加强行业管理、维护经营秩序的事项；
(四)涉及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事项；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事项。
第七条 本办法第六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实现行政监督管理的，不得设定行政备案：
(一)在本市已经通过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方式进行事前行政管理的；
(二)行政机关直接通过行政检查、行政执法等方式可以实现行政监督管理目的的；
(三)行政机关之间能够通过资源共享机制获取行政监督管理信息的。
第八条 拟设定行政备案的，规章的起草单位应当在规章起草说明中对设定行政备案的必要性、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作出说明。
第九条 设定行政备案，应当规定行政备案的事项、实施机关、程序、期限和需要报送的材料。
第十条 已设定的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应当每3年对实施情况进行一次综合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核。对经评估没有必要继续实施的行政备案，按立法程序修改或者停止实施有关行政备案的规定。
第十一条 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和期限实施行政备案，不得要求备案报送人报送与备案事项无关的材料。
行政备案实施机关不得以行政备案名义变相实施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
第十二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备案。
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根据便民原则，可以依法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事业组织实施行政备案。委托机关应当将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事业组织和受委托的内容予以公告。
第十三条 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应当将行政备案的事项、依据、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报送的全部材料目录和备案示范文本等在其办公场所和网站公示。
备案报送人要求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第十四条 对依法需要进行行政备案的事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在其行为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报送备案；需要进行事前行政备案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在作出相应行为5个工作日前报送备案。
第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以书面形式报送行政备案。报送文书需要采用格式文本的，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应当向备案报送人免费提供行政备案报送文书的格式文本。
行政备案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
第十六条 备案报送人应当如实向行政备案实施机关报送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报送材料和反映情况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七条 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对报送材料进行核对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报送事项依法不需要备案的或者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告知备案报送人，并说明理由；
(二)报送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该允许备案报送人当场更正；报送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备案报送人需补正的有关材料；
(三)报送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备案报送人以现场方式报送材料的，行政机关应当当场出具加盖行政机关印章的书面回执；备案报送人以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方式报送材料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回执形式告知备案报送人。
第十八条 备案事项的内容发生变化的，备案报送人应当自变化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原备案机关办理备案变更手续。原备案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法需要掌握行政备案相关情况的，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应当及时予以提供。
行政备案结果可以向社会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备案事项，以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备案事项，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应当遵守相关保密性规定。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依法及时对备案材料进行统计、存档和核查，并根据核查情况开展后续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对行政备案事项进行后续检查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依法进行。
行政机关依法调阅备案报送人相关材料的，备案报送人应当及时提供，不得拒绝和拖延。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备案，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三条 市、区、县级市政府监察机关和法制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备案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适当实施行政备案事项的活动，有权向上级行政机关、同级政府监察机关或者法制机构投诉。受理投诉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理，并在受理之日起30日内予以答复。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备案影响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逾期报送备案或者逾期变更备案的，由行政备案实施机关责令其限期报送备案，给予警告，对公民可以并处500元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行政备案报送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报送备案的，由行政备案实施机关责令其限期提供真实材料，给予警告，对公民可以并处1000元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将处理情况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设定行政备案的，由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撤销。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同级政府监察机关或者法制机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备案报送不予备案或者拖延处理的；
(二)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备案报送予以接受的；
(三)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四)不按规定一次性告知备案报送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五)明知备案报送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而予以接受或者事后不及时进行处理的；
(六)未遵守相关保密性规定的。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备案，擅自收费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论刑法中的行为对
周东平*
摘要：刑法中的行为对象是许多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之一，但目前关于行为对象的概念、是否一切犯罪都有行为对象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关键词：行为对象 法益 社会关系
刑法中的行为对象迄今为止依然是争论不休的领域，本文试图对此展开初步研究。
一、 行为对象的概念
关于行为对象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1）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对象是：“行为对象也叫犯罪对象，（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行为客体），是指危害行为所作用的法益的主体（人）或物质的表现（物）。”[1], （2）侯国云教授认为：“犯罪对象亦称行为对象，是指被犯罪行为所直接作用或指向并体现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人、物或信息。”[2]以上两观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表现在：前者用“法益”，后者则用“被该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二者的不同是基于对犯罪本质的不同认识。其相似之处为：在犯罪行为的外延上都包括人、物，只是后者多了信息。即两者都认为其是具体的实物。下面笔者从两方面对行为对象概念进行讨论。
（一）、行为对象必须是合法的吗
就以上两种相异说法笔者更赞同张教授的，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实为犯罪的本质，而犯罪对象是由犯罪和对象两个概念组成，“法益”（**）说比侯国云所表述的更准确、简单。虽然如此，但二人对行为对象特征表述时都认为“行为对象体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即认为行为对象必须是合法的。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存在几个问题。
法益从侵害的角度而言称之为被害法益，就是犯罪所侵害或威胁的利益；而从受保护的角度而言则是保护法益。如此说来，法益并不能与合法完全等同，它应该具有两面性。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不直接称“法益”。例如，在窝藏罪中的犯罪分子，是国家刑事追诉的主体，而非刑法所保护的主体，难道其不是窝藏罪的行为对象？又如贩卖毒品罪中的毒品，不是刑法所保护的物质，如果认为其不是行为对象即可以认为其不是构成此案的要件要素，那么换成其他物品还能构成贩卖毒品罪吗？故认为行为对象只指合法的，有过于片面，逻辑不严密之嫌！
笔者还认为他们所说的“体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应指依法做出的行为或受法律保护的行为所指的对象（如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对象，防害社会秩序罪中的大部分犯罪对象等），并非所有的都如此，如上述的窝藏罪、贩毒罪等等。而且仅能体现法益还不行，必须得有侵害或侵害的危险时才能称之为行为对象。这是判定的先决条件。
因此，笔者认同在其概念中用“法益”，但是法益不能与合法性等同，故以为其特征应表述为“行为对象体现刑法的法益”。这样不论语法还是理论上都要准确的多。
（二）、行为对象的外延只包括具体的人或物吗
行为对象外延是刑法理论上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我国学者似乎避难就轻，并未深究，普遍认为其只包括具体的人或物。这样会产生一些问题，以张明楷教授对一类犯罪的对象确定为例：“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 的行为对象是行为人自身的状态，即行为人作用于自己的身体所处的状态或者改变自己所处的状态，因而侵犯相应的管理秩序，成立犯罪。”[3]那么可以认为行为人自身所处的状态是法益的主体或物质表现？又如毒品是不合法的物资，大多数学者认为行为对象必须是合法的，那么毒品就不是案子的犯罪对象吗？既不把相关非实物的社会关系当作犯罪对象又对相关具体的实物做诸多限制，最后成了无对象的案子。我认为这样是不合逻辑的，不能令人信服。
国外对行为对象外延有三种观点：（1）苏联学者认为犯罪对象的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具体的人或物。[4] （2）日本木村教授认为犯罪的客体是行为的客体，指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具体的人或物，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关系。[5] （3）日本夏目、上野教授既认为犯罪客体是社会关系，又认为是具体的人或物。企图调和两种不同的观点。[6]
笔者比较赞同国外的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1）众所周知，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与人有关的物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人”包括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等具有法律上人格的主体。“物”则包括抽象的物、具体的物。它们脱离了社会就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因此，各种具体的人或物归根结底是社会关系的体现，如果只认为社会关系的实物体现是行为对象，而对于社会关系中的非实物体现予以否认，那么就缩小了其外延。（2）更因为一部分犯罪行为的指向并非是具体人或物，如前述的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等，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因而笔者认为行为对象除公认的具体实物外还应包括那部分抽象的社会关系。这样好像把法益与行为对象混淆，但是避其不谈，认为抽象的社会关系不是行为对象，就得出了有的犯罪行为无行为对象的结论。例如在自愿进行的卖淫活动中，一方愿意出卖肉体另一方愿意甘此堕落，而组织卖淫的人只是起到中间媒介作用，其所构成的组织卖淫罪并没有侵害买卖双方的主体利益，实质上是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即刑法上所禁止人们作为的规定。上面的例子中，危害行为只作用了法益，并没有作用法益的主体或物质表现，为何不能说法益是其犯罪的对象呢？
从笔者以上的观点似乎看出：犯罪对象归根到底是社会关系，与国外的第一种观点相似。但是，笔者的观点依然是第三种。当某些案件很容易找到其犯罪对象是具体实物时，社会关系就是第二层对象，当然这样的案件相对易于辨认。而一些似乎无具体的实物作为犯罪对象的，如许多道德性法律规范，则以社会关系为第一层对象，再通过此社会关系联系到的实物就成了第二层对象。笔者这样操作好像与任何一位学者的都不同。犯罪对象是为了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而把它分成第一层、第二层正符合以上要求。如用以上的方法来确定伪造货币案中的犯罪对象：（张明楷教授等认为真币是犯罪对象，李洁教授等则持相反观点。他们各持之理由都合理，不好认定谁更正确。但换个角度来思考）这种无直接或说很难以认定哪个实物是其犯罪对象的案件，其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用法律确定下来的金融秩序、公共信用、货币的发行权，对国家、人民的财富积累地保护……但只有与由此社会关系有最直接关系的实物才能作为该案件的犯罪对象。假币直接作用了这种社会关系，导致了对其的侵害、威胁，真币不能作用于这种社会关系，它的存在不会对这种社会关系发生任何效应。故笔者认为此案犯罪对象是假币。如果有人认为这样间接地寻找行为对象无实际意义，那么有的法益也是从间接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益的研究也无实际意义吗？笔者之所以不同意第一种观点，除以上原因外还有：具体的事物能弥补绝大多数犯罪对象在不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二、是否一切犯罪都有犯罪对象
笔者认为一切犯罪都有犯罪对象。理由如下：（1）正如前述，犯罪对象既包括法益又包括具体对象，既分第一层又分第二层。所以任何犯罪都有行为对象与之相映，或是法律稳定下来的社会关系，或是体现法益的主体或物质表现。（2）犯罪既然成立那么肯定存在客体被侵害的事实，而犯罪对象与犯罪之客体之间存在者外部表现与内在本质的关系。[7] 所以，有法益被侵害定有犯罪对象来承受；有犯罪对象才有相应的法益被侵害。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初步认定为因果关系。从另一角度来看，犯罪对象是法益与犯罪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是他们之间的桥梁。当法益受害时，且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后法律这柄利剑才能体现出它的威力。但是，法益受害被确定，而没有对象来承受不利后果，就像没有产生结果的危害一样不和逻辑。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等没有具体的人或物来作为行为对象，因为它们只是法律性规范，违反的是法定力或说违反的是法益的本身。为何不干脆将此时的法益做为犯罪对象？这样试着用法律规定的关系、行政命令的关系或是较高道德所要求的关系来承受无具体实物的影响和侵害，好象更易理解。如脱逃罪，犯人的脱逃行为违背了法律所规定的其人身限制关系或者其犯罪后的惩罚行为关系等。那么，一切犯罪就都有了犯罪对象。
有的学者认为某些犯罪无行为对象还有另外的原因：那些行为对象不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因此是不值得关注或与案件的破获无关紧要的。也许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对象无须关注，没有对其加以认定的必要，只要它们违反了法律规范就是犯罪。不过，首先笔者认为作为规范性很强的刑法，其犯罪对象只包括那些对犯罪有价值的实物对象，对案件无关或没有作用的实物能叫犯罪对象吗？其次，对那些容易忽视的社会关系对象的研究有利于犯罪构成理论的完整性、深入性，也有利于基础刑法学的发展。对它们的不关注可能造成对其犯罪的不重视，从而不利于从源头上预防此类犯罪。
注释：
*作者简介：周东平（1985——），男，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学系2004级四班学生
**关于法益说，请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107页。
[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2]侯国云：《刑法总论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7页。
[3]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第160～161页。
[4]、[5]、[6]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