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9号
《海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13年7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7月30日
海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
（2013年7月30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护古树名木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古树，是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
本规定所称名木，是指稀有、珍贵树木或者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研究价值和重大纪念意义的树木。名木的目录范围由省人民政府林业、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共同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别负责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财政、规划、建设、环境保护、旅游、文化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古树名木保护实行属地管理。
自然保护区内的古树名木，由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保护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古树名木保护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用于古树名木资源的调查、认定、保护、抢救以及古树名木保护的宣传、培训等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古树名木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应用科研成果，宣传普及保护知识，提高保护管理水平。
对在古树名木保护、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古树名木的义务，不得损害或者自行处置古树名木，有权制止和举报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第九条 古树名木按照下列规定公布和实行分级保护：
（一）名木和树龄在300年以上的古树由省人民政府公布，实行一级保护；
（二）树龄在100年以上不满300年的古树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布，实行二级保护。
第十条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辖区内的古树名木每五年至少组织一次普查，并根据普查材料，组织有关专家进行鉴定并予以确认。
古树名木的鉴定标准和鉴定程序由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对古树名木的鉴定有异议的，可以向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重新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鉴定并确认。
第十一条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对古树名木进行登记、拍照、定位，建立图文档案（含电子信息档案），并报省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和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备案。古树名木图文档案应当根据树木生长、存活情况及时更新。
省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组织和协调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建设全省古树名木图文数据库，对古树名木资源进行动态监测管理。
第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向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报告未登记的古树名木的，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和建档。
第十三条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在古树名木周围醒目位置设立保护牌，并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保护栏、避雷装置等相应的保护设施。
古树名木保护牌应当标明树木编号、名称、学名、科属、树龄、保护级别、日常养护责任单位或者养护人（以下统称日常养护责任人）、挂牌单位及其联系电话等内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者损毁古树名木保护牌及保护设施。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应当组织和协调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根据古树名木的保护级别，制定养护技术规范和相应的保护措施，并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古树名木养护技术规范的宣传和培训，指导日常养护责任人对古树名木进行养护，并无偿提供技术服务。
第十五条 古树名木保护实行养护责任制，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古树名木的日常养护责任人：
（一）生长在部队、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文物保护单位、农场、林场、茶场、宗教活动场所等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所在单位负责养护；
（二）生长在铁路、公路、江河堤坝和水库湖渠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分别由铁路、公路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负责养护；
（三）生长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其管理机构负责养护；
（四）生长在城市街巷、绿地、公园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单位负责养护；
（五）生长在城镇居住区内的古树名木，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养护；未实行物业管理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养护；
（六）生长在乡镇街道、绿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养护；
（七）生长在承包土地上的古树名木，由该承包人负责养护；
（八）生长在第（七）项规定范围以外农村土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该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负责养护；
（九）生长在第（一）项至第（八）项规定范围以外的古树名木，由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负责养护。
个人所有的古树名木，由个人负责养护。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确定的养护责任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复核。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第十六条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与日常养护责任人签订养护责任书，明确养护职责。
日常养护责任人的具体职责由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古树名木日常养护责任人变更的，应当重新签订养护责任书。
第十七条 日常养护责任人应当按照养护责任书的要求，对古树名木进行养护，保障古树名木正常生长，制止各种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并接受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古树名木的日常养护费用由日常养护责任人承担。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的具体情况，给予日常养护责任人养护费用补助。
第十八条 古树名木发生病虫害或者遭受雷击等自然损害、人为损害，出现了明显的生长衰弱、濒危症状的，日常养护责任人应当及时向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报告。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现场调查，查明原因和责任，采取抢救、治理、复壮等措施。
第十九条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专业技术人员对古树名木进行检查和专业养护，发现树木生长有异常或者环境状况影响树木生长的，应当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和救治，并将检查情况及采取措施处理过程记入古树名木图文档案。
第二十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资、认养等形式参与古树名木的管护。捐资、认养古树名木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在古树名木保护牌中享有一定期限的署名权。
第二十一条 禁止下列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一）砍伐；
（二）擅自移植；
（三）剥损树皮、掘根；
（四）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影向外五米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敷设管线、架设电线、硬化地面、挖坑取土、淹渍或者封死地面、使用明火、倾倒废渣废水等有害物质；
（五）刻划钉钉、缠绕绳索铁丝、攀树折枝、使用树干作支撑物或者悬挂物体；
（六）其它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对已建的危害古树名木生长的生产、生活设施，由所在地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限期采取措施，消除危害。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将古树名木的分布情况，提供给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可能影响到古树名木生长的建设项目，城乡规划部门在实施规划许可时，应当书面征求同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的意见。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建设单位应当提出并采取避让和保护措施，并报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备案。日常养护责任人认为施工可能影响古树名木正常生长的，应当及时向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报告。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的需要，向建设单位提出相应的保护要求，并加强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采取移植古树名木的措施：
（一）生长环境已不适宜古树名木继续生长，可能导致古树名木死亡的；
（二）省级以上重点工程项目或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无法避让的；
（三）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的。
第二十四条 移植古树名木，按照下列规定向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移植名木和一级保护古树的，向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报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审查，并经省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二）移植二级保护古树的，向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经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审核，报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明确申请移植古树名木必须提交的申请书、移植方案、建设项目批准书或者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材料。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古树名木移植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就移植方案的可行性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或者听证会，对符合移植条件的，按照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报请批准；对不符合移植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在提出初审意见前，应当将移植原因在移植现场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第二十六条 古树名木的生长状况对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可能造成危害的，由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采取防护措施；采取防护措施后仍无法消除危害的，可以采取修剪、移植等处理措施。
第二十七条 古树名木死亡的，日常养护责任人应当及时报告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确认，查明原因和责任后注销档案，并报省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备案。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未经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确认死亡的古树名木。
第二十八条 城镇规划区内树龄在60年以上不满100年的树木，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作为古树后续资源加以保护。
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古树后续资源进行普查、鉴定、登记、拍照、定位、建立图文档案、统一编号并制作保护牌。
古树后续资源由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按照《海南省城镇园林绿化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保护和实施处罚。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号码、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件信箱，及时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损害古树名木行为的检举，并依法查处；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移交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三款，擅自移动或者损毁古树名木保护牌及保护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日常养护责任人未按规定进行养护，致使古树名木损伤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拒不采取救治措施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日常养护责任人无故未及时报告，致使古树名木损伤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根据古树名木受损程度追缴其所得的部分或者全部养护补助。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二）项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砍伐名木或者一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砍伐二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擅自移植名木或者一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每株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擅自移植二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古树死亡的，每株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至第（五）项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侵害、限期恢复原状，根据情节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剥损树皮、掘根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影向外五米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影向外五米范围内敷设管线、架设电线、硬化地面、挖坑取土、淹渍或者封死地面、使用明火、倾倒废渣废水等有害物质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刻划钉钉、缠绕绳索铁丝、攀树折枝，使用树干作支撑物或者悬挂物体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至第（六）项，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按照本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建设单位未采取避让和保护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按照本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七条，古树名木死亡未经市、县、自治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确认、注销而擅自处理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每株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和相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相关主管部门、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予以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应当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犯罪心理
楼杰科译
4-1 刑事犯罪的心理要素
大多数严重的刑事犯罪除了要求有犯罪行为外，还要求被告人有特殊的心理状态，通常称为犯罪心理。许多较轻的犯罪不要求有犯罪心理，而仅需证明被告人造成禁止的危害。这些犯罪通称为严格责任犯罪，将在第6章里分别讨论。它们趋向于是量刑较低的犯罪，并且目的在于阻止特定的危害而不是进行道德责难。多数严重的犯罪要求证明有应受谴责的心理状态，例如被告人想要或预见特定的危害。可以依据好几个理由证明犯罪心理要件是正当的。如果制罪旨在威慑罪犯，那么仅适于惩罚故意违反刑法的人。同样地，如果刑事定罪含有非难要素（见第1章3），那么刑法应该要求有罪的心理状态。当然，仅因为被告人有犯罪心理，不能得出他必定有罪过的结论，因为他可能有辩护理由。例如，被告人可能故意杀害他人但是如果杀害是自我防卫那么被告人就没有谋杀的罪过。所以犯罪心理要件仅是法律评价被告人是否应受刑事责难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制定法或普通法上的犯罪定义可能包含着一个十分精确的被要求的犯罪心理形式（诸如买卖赃物案中的“知道或相信商品是偷来的”，《1968年偷盗法》s.22）。但是在某些案件中，定义或者使用像“有敌意地”等一般词语或者根本不暗含任何要求的心理要素。这意味着法院必须决定如果要求有心理要素那么要求的是何种心理要素。
在刑法的该领域内学院派法律人与许多法官之间存有许多分歧。法官们本身就并不全部一致或者他们的观点并未完全一致，这使重新制定以及修改刑法的任务更有必要且更加困难。例如，一个反复争论的问题涉及刑法应在何种程度上定义“犯罪心理的词语”诸如“意图”或“希望”的精确含义。许多法官认为这些词语最好留给法院来确定以便陪审团（或者治安法官）能够赋予它们通常而“常识”的含义（见第2章的热点讨论）。该领域内另一主要的争论，在第1章4中已提及，是法律是否应该要求证明主观的心理状态，或者是是否应该适用客观标准。
因为犯罪的犯罪行为可能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要素，所以可能对这些要素要求不同的犯罪心理；所以犯罪的犯罪心理可能由好几个要素构成。买卖赃物罪要求买卖行为是不诚实的，也要求明知或相信商品是偷来的。夜盗罪，依据《1968年偷盗法》s.9（1）（a），要求侵害人意图实施意图偷窃等一系列犯罪中的一种犯罪而进入建筑物，并且外加被告人知道他作为侵害人进入建筑物，或者认识到他可能是侵害人而进入建筑物。夜盗罪的例子很有趣，因为虽然（例如，意图偷窃）法条中特别提到意图，但是侵害人的犯罪心理则没有提及：它已包含在法院的犯罪定义中。在心理要素未在定义中规定时，犯罪心理的形式经常由法院确定。在Tolson案中，Stephen说：
“不同犯罪的心理要素差异很大……每一犯罪的完尽定义明确地包含着或暗含着有关心理状态的命题……现今被法律或其他方式定义的犯罪比以前定义的犯罪要精确的多……但是留下一些不明确表述心理要素的犯罪是一般的——我认为可以说永恒的——立法实践。”
因此一般原则是犯罪可能包含好几个不同的犯罪心理要素，并且其中一个或多个可能在定义中留下了不明确的表述，而由法院来确定。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犯罪心理一词字面上意味着“有罪的心理”，但是即使被告人无责，他也可能有犯罪心理。例如，在Yip Chiu-Cheung案中，被告人是卧底反毒警察，和毒品走私犯共同安排毒品输入从而有效地揭露了一个毒品走私团伙。法院判决他可以被说成是意图共谋安排毒品输入。他怀有良好动机地行为不影响犯罪心理是否存在的问题。
4-2 犯罪心理的不同种类
如我们所强调的，虽然每一犯罪都有自己的犯罪心理，但是有许多犯罪心理词语经常在犯罪定义中出现，并且这些词语需要被检验。它看起来符合逻辑，并且期望刑法拥有概念“图书馆”，具有明确的定义，然后能够适用于各种犯罪：它使起草，解释以及适用刑法更加容易并且更加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1978年法律委员会有关犯罪的心理要素的报告以及附随法案草案的目标；它也影响了1985年法律委员会公布的刑法典草案以及随后的报告。实践中，旨在发展一套有严格定义的犯罪心理术语是有问题的。不仅有涉及上面（见第4章1）有关犯罪心理词语是否可以定义地太僵化的争论；起草定义诸如“意图”这种适用于例如，偷盗，谋杀，未遂，以及刑事损坏等广泛不同的犯罪的词语也有困难。在英国的法律制度中后一问题由于法院总是从各案因而是特定犯罪的角度来确定词语的含义而更加恶化。结果就要知道同一词语，如“意图”，在两种不同犯罪中的不同含义。这种情况不可以被视为符合逻辑的或者可取的，当然它不会使解释或适用刑法更加容易。或许法官最近避免定义犯罪心理词语而更愿意相信在其最低程度指导下的陪审团常识是对该问题作出的反应。
我们将讨论三种主要的犯罪心理概念：意图，卤莽以及疏忽。它们可以被视为尺度，意图是最严重的犯罪心理形式，卤莽其次，疏忽最轻。
4-3 意图
4-3-1 意图起着不同的作用
人们早已注意到犯罪心理术语在刑法中可以发挥各种功能。特别是意图，更是如此。例如Jeremy Horder（1995年Horder）认为“意图”一词有四种不同的功能。
1、“构成危害”
意图可以用于“构成危害”，这意味着有意图地实施行为才构成犯罪，否则就无责。例如意图安全进入未授权的资料库而使用计算机，我们将在第14章中看到这一犯罪。很显然，使用计算机本身没有危害，而意图使行为应受刑事制裁。
2、保护自主
意图要件也可以用来保护自主。它可以发挥限制犯罪潜在范围的有益功能。这在考虑心理伤害时特别相关。虽然法律可能希望惩罚意图引起被害人心理伤害的高视阔步者，但是法律不愿惩罚使考生测验不及格并意识到会给考生造成心理伤害结果的测验者。意图要件有助于区分这些情况并且判高视阔步者有罪，但不判测验者有罪。
3、危害的性质
意图可以是危害的重要方面。有意图的推会被被害人认为比意外的推更严重。有意图的伤害不仅造成被害人的身体伤害，而且也证明未将被害人当作个人来尊重。
4、可责性的要素
最后，意图可以作为决定被告人应受谴责程度的要素。因此有意图的杀害被视为谋杀罪，反之卤莽杀害是稍轻的犯罪，即过失杀人罪。
4-3-2 意图的含义
依照意图可以起的不同作用，“意图”一词已证明法院很难界定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是不会令人惊讶的。事实上法院很少必须考虑“意图”的确切含义。这部分是因为仅意图就满足犯罪心理的犯罪不多；更普遍是犯罪心理包括卤莽的犯罪。就这些犯罪而言，就无需区分卤莽和意图。这意味着意图与卤莽之间的界限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并非经常具有实践的重要性。但是，有两个理由需要检验意图。第一个理由是概念上的：意图被称为“自决行为的范例”；即，想要结果使自己与该结果之间的联系程度要比卤莽或疏忽的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意图是最严重的犯罪心理形式。第二个理由更注重实践。多数有关意图的案件发生于意图和卤莽之间的区别标记着谋杀与过失杀人之间的区别的凶杀情形。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说行为人想要特定的结果呢？所有有关意图的案件的统一论题是应该赋予该词通常含义。因此意图的核心含义就是在某人想或希望结果发生时想要该结果。在犯罪未遂情况下处理意图含义的Mohan案中，James勋爵兼首席法官解释意图是指“目标”或“引起特定结果的决定”。他认为这与结果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发生无关。你可以通过希望杀死被害人而向他开枪表明想要杀死被害人，即使他离你很远而你不可能成功杀死他。
同样清楚表达的是“意图与动机或欲望有所不同”（Bridge勋爵在Moloney案中）。这意味着法律不关心被告人为什么行为。所以例如，在“安乐死”案件中，即使可能有善良的动机（结束被害人的疼痛和痛苦），还是有杀害意图。在Hyam v. DPP案中，被告人的动机可能是嫉妒，或者是急切地吓唬意图中的被害人使他离开该区，但是法院仅对被告人是否意图杀害或严重伤害他人感兴趣。像这种情况，动机仅是证明意图存在的方法，它使被告人更可能有必需的意图。
因此，意图的核心定义就是被告人实施行为时的目的。这被认为与该词的通常理解相符，所以Bridge勋爵在Moloney案中提出一个“黄金规则”——有关意图的含义法官无需具体的指导陪审团。陪审团仅需使用该词的通常含义。
但是在疑难案件中（“罕见而例外的案件”（Gregory and Mott）），可能必须给出进一步的指导。这些案件是当被告人实施行为是为了引起一个特定的结果但是十分可能引起其他结果。常被引用的例子（来自于法律委员会的报告）是行为人怀着炸毁飞机上的货物而获得保险金的目的将炸弹放在飞机上。虽然他的目的只是炸毁货物（事实上他乐于飞行员能逃生），但他意识到飞行员的死亡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预见足以等于杀害飞行员的意图吗？
法院对该问题有严重的分歧。为了完全理解法律就必须看一看上议院讨论该问题的三个案例：
1、Moloney案
在Moloney案中，Bridge勋爵坚决区分了意图与结果可能或大概会发生的预见。依他的看法，为该案的其他法官一致接受，预见结果十分可能发生仅是意图的证据，而不是意图本身。证明预见是证明意图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但是两者不应被混淆。所以在法律委员会的投炸弹者案中，投炸弹者预见飞行员会死的事实是投炸弹人意图杀死飞行员的证据，但本身不等于意图。
Bridge勋爵觉得在多数案件中不需要给陪审团意图的定义，而且参考预见会使两者混淆，因此没有必要。但是，在事实要求审理法官讨论预见的案件中，Bridge勋爵给予了如下“指导”：
“我认为法官只需让陪审团考虑两个问题。首先，谋杀案（或者在其他案件中必须证明有意图引起任何相关的结果）中的死亡或严重伤害是被告人自愿行为的当然结果吗？其次，被告人预见的结果是其行为引起的当然结果吗？应该告诉陪审团的是如果他们肯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那么据此可以得出被告人意图引起该结果的正确推论。”
Bridge勋爵没有比这更具体的定义意图。什么是“当然结果”？Bridge勋爵没有说出它的含义，但是他的判决总体上清楚地表明它意指除非有意外介入否则本质上必然会发生的结果。但是，关于“当然结果”一词含义的疑问导致了（Moloney案后不久）其他案件上诉至上议院。
2、Hancock and Shankland案
在Hancock and Shankland案中，上议院赞成Bridge勋爵对意图的解释。Scarman勋爵，写了该案的上议院判词，肯定“预见不必然意味着意图的存在，虽然这在考虑了陪审团可能认为他有权推导出必需的意图的其他所有证据后可能是事实。”但是，Scarman勋爵感到引用上面的Moloney指导原则是有缺陷的，因为“当然结果”一词很可能被误解。它很可能被认为“当然”意味着没有事是非当然发生的并且该词未传达Bridge勋爵所想之近乎无疑的意思。Scarman勋爵认为应该清楚的告诉陪审团结果的可能性越大，就更可能预见结果而且结果是意图中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他也感到具体的指导原则不可能给审理法官多大的帮助，审理法官应该鼓励陪审团运用它的常识依据特殊案件的事实作出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