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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与废除死刑需要一个渐进的进程

　　　　　杨涛


《新京报》3月15日报道，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3月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的邀请，与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德国商报记者问：上周人大开会时曾就死刑问题进行过讨论，请问中国政府是不是有计划取消死刑？如果是的话，打算在什么时候取消？温家宝回答说中国正在着手进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包括上收死刑复核权到最高人民法院。出于我们的国情，我们不能够取消死刑。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还都有死刑制度，但是我们将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
死刑是刑罚制度中最古老且最严厉的刑罚手段，自古以来，“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就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在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今天，死刑却以其残酷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质疑。当今世界，已经有85个完全废除了死刑，有39个国家已经有10年或更久的时间没有再执行过死刑。近年来，在我国刑事法学界的大力推动下，减少和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逐步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正逐步在立法、司法和学术界形成共识。
但是，各国基于不同的国情、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限制和废除死刑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许多国家走过一个缓慢的历程。在英国，从1861年起就废除了除谋杀罪和针对国家的犯罪以外所有犯罪的死刑，但直到1998年才全面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这一过程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在俄罗斯，早在1917年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作出了“关于废除死刑的决议”，但此后又恢复了死刑。1993年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确立了“死刑作为极刑只能对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的犯罪适用”的原则，1999年，在加入欧盟的压力下，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冻结”了死刑适用，但是立法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废除死刑。目前，俄罗斯有80%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因此，俄罗斯在立法层面上能否最终废除死刑还得静观其效。
因此，死刑的存废就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是一个政治和经济、文化问题。在我国谈及死刑的废除，就不能不考虑我们的主流民意和我们国情，不能走在他国背后亦步亦趋。在我国，当前大多数民众都不能接受废除死刑，并且当前社会治安总体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发展水平也跟发达国家有相当差距的情况下，因而，在我国废除死刑并不具备现实条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死刑的问题上无所作为。在不废除死刑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引导民意，逐步改变民众对于死刑的看法，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可以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这包括在实体上、程序上以及司法适用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在实体层面上，我国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今后在立法上，可以考虑将“罪行极其严重”界定为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规定的：“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死刑只适用于暴力性侵害生命的犯罪以及其他特别严重的犯罪，并且在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将年满七十岁的老人和哺乳期的母亲排除在死刑的适用之外。
在程序层面上，可以考虑：一是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1983和1997年最高法院两次将部份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形成了现行的“二元制度复核体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的统一和极易造成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因此有必要改变现行死刑复核体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这一点我们也正在实行；其二是要完善有关死刑的证据制度，使得死刑案件要经过严格的诉讼证明过程和适用严格的证据标准。
此外，在司法层面上，实现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也是大有作为。首先司法者树立“慎用死刑”的观念；其次，司法者在对具体的案件中，必须对事实与证据严格把关，综合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他与案件相关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客观事实，全面考虑。
谚语云：“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呼吁立即废除死刑，勇气可嘉，但却是缘木求鱼，并不具可行性。因此，我们不妨先从“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
做起，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逐步跟上国际社会的潮流。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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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 劳动人事部


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印发《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的通知

1982年9月27日，中组部、劳动人事部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解放军总政治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人事局：
《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已经中央批准，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央组织部一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发的《关于确定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的暂行规定（草案）》，即停止试行。试行期间，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按照暂行规定（草案）批准改变了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不再变动。
确定和更改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对待。对于事实确切，符合规定的，应予更改过来；对于不符合规定，斤斤计较的，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需要查证的，应由组织调查，出具证明的也应当向组织提供。凡未经组织，个人索要或以个人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都是无效的。

附：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
建国前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脱离生产以革命工作为职业，或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以公开社会身分为掩护，实际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时间。对于以务农、做工、上学和从事其他职业为主，兼做些革命工作或参加过某些革命活动的，应肯定他们为革命做的贡献，但不应计算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
根据上述原则，现对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在根据地、解放区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机关以及公营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除本文件另有规定者外，从脱离生产以革命工作为职业的时间算起。
机关的工勤人员和公营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人，凡享受供给制待遇提为干部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当工勤人员或当工人之日算起。
二、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党入团之日算起。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党之日算起。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根据地、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前脱产，一直坚持革命工作，入党时间早于脱产时间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从入党之日算起。
上述人员脱党（团）或被开除党（团）籍后又重新入党（团）的，除组织上对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已有结论者外，从其重新入党（团）或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三、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以公开社会身分为掩护，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接受党的任务，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仅有某些革命活动，如为我地下党传递过信件、张贴过标语、参加过反帝反蒋游行示威等，而主要从事社会职业的，不应计算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
四、根据地、解放区的乡或相当乡一级的行政村中，实际上半脱产的乡（村）长、文书、治安委员、财粮委员、武委会主任（民兵队长），建国以前直接提拔为脱产干部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担任这些半脱产职务之日算起。
五、根据地、解放区公立学校的正式教员，凡一贯服从人民政府调动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其在公立学校任教之日算起。
六、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在我党开办的军事学校、干部学校、干部训练班和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大学、公学学习后即分配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校之日算起。
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在当地解放后开办的革命大学和被我接收、恢复开学的高等学校，以及抗日中学、联合中学、师范、职业学校等各类中等学校和干部学校附设的中学部、预备班学习后分配工作的，从分配工作之日算起。
在职工作人员，由组织选送到各类学校学习，毕业后即重新工作的，其原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变。
七、起义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起义后即参加革命工作的，从起义之日算起；曾资遣回家的，从以后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八、留用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其在人民政权下当干部之日算起。
九、转业军人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参军之日算起。复员、退伍军人和精简人员又参加革命工作，凡间断年限不超过三年的，如果原工作年限长于间断年限，可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否则从第二次算起；间断年限超过三年的，一般从第二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十、因负伤、患病或队伍转移、组织被破坏等原因脱离革命队伍，离队期间积极寻找组织，主动为党工作，当地解放就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离队期间未积极寻找组织，也未有损害革命的言行，三年内又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也可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否则，从第二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自动离职，或因思想落后脱离革命队伍，以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般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情节严重的逃亡者，如携械、携款、畏罪潜逃，后又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律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十一、被捕、被俘人员，在被捕、被俘期间没有错误，或虽有错误，但情节较轻，获释后，即积极寻找组织，自觉进行革命工作的，原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变。自首情节严重，或有叛变行为，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但过去组织上对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已有结论者，一般可不再变动。
十二、被开除公职或判刑，以后又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因过失犯罪被判刑，情节较轻的，或缓刑、监外执行未离开工作岗位的，也可以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十三、对于某些地区性的问题和其他特殊问题，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中央有关部委，可根据本规定精神，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组织部批准执行。
十四、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应根据本规定确定。凡不符合本规定的，应按组织手续更改过来。
更改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必须由县或县以上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审议，报党委审批。凡省、市、自治区党委管理的干部和更改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以前的，应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批；凡地（市）委管理的干部和更改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以前的，应由地（市）委审批。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副省长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司局正职以上干部，报中央组织部审批；中央管理的其他干部，委托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审批，报中央组织部备案。
干部要求更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应如实地向组织提出理由和证明人，听从组织审定，本人不得自行变更，也不得擅自索要证明材料。个人出具证明材料，必须实事求是，并有组织、人事部门签署的意见，方为有效。
确定和更改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对于干部提出的要求，既要防止不认真负责研究，敷衍应付，轻率否定的态度，也要防止不按规定办事，无原则地迎合个人意愿的作法。
十五、本规定自下发之月起实行。以前有关规定，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