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第二次修正）
（2001年5月31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7月29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条例〉等十项法规中有关行政许可条款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2年1月9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七项法规中有关行政强制条款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驯养繁殖、开发利用、科学研究等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规定的保护野生动物，包括：
（一）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二）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三）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或者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三有保护野生动物）。
前款规定的保护野生动物，是指野外生存的和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个体或群体。
本条例所称野生动物产品是指野生动物的肉品、骨骼、皮张以及其他任何部分及其衍生物。
第四条 县级以上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
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协助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所需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统一安排。
第五条 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分工协作，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进入集贸市场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协作，并有权查处；在集贸市场以外经营、运输、携带、邮寄、贮存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由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督管理。
公路运输、铁路、航空、航运、邮政等部门对非法运输、携带、邮寄的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当及时通知有关主管部门处理，不得承运、收寄。司法、公安机关和监察部门应当支持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使查处权。海关对非法进出口的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当依法查处。
各有关部门依法扣留、没收的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当及时移交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处理。
第六条 野生动物种类鉴定由地级以上市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负责。
第七条 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检举控告和查处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奖励。具体办法由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二章 野生动物保护
第八条 各级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实施进行检查时，检查人员应当出示检查证件，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对非法运输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木材检查站有权制止，并报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被查处的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案件同时涉及陆生和水生保护野生动物的，由该案件查处部门根据县级以上陆生、水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依法一并处理，其他单位不再重复处罚。
第九条 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检查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行为时，可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人和责任人；
（二）检查收购、出售、加工、利用、经营、储存、运输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场所和运输工具；
（三）查阅、复制、登记保存有关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合同、发票、账册、单据、记录、信件和有关资料。
第十条 禁止猎捕、杀害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禁止非法收购、出售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禁止介绍非法买卖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禁止为非法猎捕、宰杀、收购、出售、加工、利用、储存、运输、携带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提供工具或者场所。
承运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必须凭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批准的运输证办理。
第十一条 省、市、有条件的县和重点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应当建立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负责本行政区域或者上级保护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指定区域内被没收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接收、救护、饲养、放生和移交工作。
第三章 野生动物猎捕管理
第十二条 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经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向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或者特许捕捉证。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野生动物资源状况确定本地区的禁猎区、禁猎期，并报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公园，以及其他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列为禁猎区。
因特殊情况确需在禁猎区狩猎的，必须经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在适合狩猎的区域建立固定狩猎场所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第四章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管理
第十五条 鼓励具备种源、技术、场地、资金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开展野生动物的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工作。驯养繁殖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由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审批，发给驯养繁殖许可证。
驯养繁殖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给驯养繁殖许可证。
第十六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收购、出售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第五章 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
第十七条 驯养繁殖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由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市、县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单位收购、经营，并予公布。
经营利用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必须经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核定年度经营利用限额指标，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的场所，应当在醒目位置公开张贴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挂图或名录。
第十八条 禁止非法加工、食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依法没收的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不得按食用动物加工、销售。
第十九条 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收购、出售、运输、携带、邮寄、加工、利用，属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必须报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属于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必须报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运输、携带、邮寄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必须申领运输证。出县境的，由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出省境的，由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核发。
第二十一条 从省外引进野生动物，属于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报地级以上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报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经营利用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经营利用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的收费管理办法，由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物价、财政部门制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猎捕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捕工具，有猎获物的，没收猎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加工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明知是非法加工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而食用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出售、收购、宰杀、运输、携带、贮存和邮寄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为非法捕杀、捕捞、宰杀、收购、出售、加工、利用、储存、运输、携带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提供工具或者场所的，由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核定年度经营限额指标或者超过年度限额指标经营利用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或者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建立野生动物狩猎场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撤销，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范围驯养繁殖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三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没收野生动物，吊销驯养繁殖许可证。
第三十条 非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除依法予以处罚外，还必须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的二倍补缴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第三十一条 非法猎捕、杀害保护野生动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非法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非法进出口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伪造、倒卖特许猎捕证或者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或者对依法应当将没收的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移交当地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而不移交的，或者对依法应当将违法行为人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的，由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1993年7月15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7年9月22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的《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这是一份有关劳动争议纠纷的判决，双方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西哈公司与被上诉人张德义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均未能提举直接证据；而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书证尤其是证人证言双方存在重大争议。因此，对相关证据的审核认定就成为分析判断本案事实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关键。
纵观本案判决，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善用逻辑推理与经验法则对证据进行审核认定。
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对证据进行审核认定，是《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司法解释第六十四条确立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核认定证据的重要方法。但在实践中，如何正确地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来审核认定证据，一直是法官职业技能养成中的难点，从而绝大多数裁判文书中，都难得看到敢用并善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来审核认定证据的范例。本案判决的一大亮点，就是自觉地采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对证据进行审核认定，并在文书中进行了明确的表达。
例如，上诉人二审中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林立的证言提出两点异议：一是收据上注明的收款人是“吴”，而林立证言是被上诉人张德义收的款；二是林立证言是2010年7月13日由张德义送钢琴到其家，而质保服务卡注明的送货时间是7月12日上午。上诉人认为，这两点说明林立的证言不可信，从而林立不具备证人资格，应当排除其证言。对此异议，判决中分析认为，开具收据通常是财务人员的职责，仅此不足以否定张德义系销售人员并在交易过程中代理收款的证言；质保卡上注明的送货时间与实际送货时间不一致，依据经验法则，亦是交易中可能发生之事。上诉人认可林立质保卡的真实性，但却不认可林立的证人身份，该抗辩显然自相矛盾，不足以否认林立的证人身份；而林立证言的真实性，亦得到其他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的印证，形成了有证明力的证据链，故法院予以采信。判决对上诉人主张林立证言与事实矛盾，从而其证人身份不成立、证言不具有关联性的抗辩，就是依据经验法则揭示出抗辩理由逻辑上不周延，不足以推翻证言，从而确认了证人证言具有证据能力及证言具有可采性。同样，对西哈公司主张王晓军与张德义为亲戚，两人身份证号码前六位一致，故王晓军的证言不应采信的抗辩，判决指出：西哈公司对其该项主张，未提举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仅据王晓军与张德义身份证号码前六位一致，并不能认定其具有亲戚关系。这也是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推理方法，对相关证言的证据效力作出认定。不仅对作为单一证据的证人证言如此，对各项证据的综合分析认定，该判决同样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依法作出审核认定。
判决是这样表述的：“本院从上述西哈公司认可真实性的王乐、张欣、林立、王晓军的四套质保服务卡和收据可以得出上述四人均从西哈公司购买了各自的钢琴，是西哈公司的顾客的结论。考虑到钢琴是价格昂贵的消费品且需要一定的销售专业知识，为此，顾客对接待并曾为其服务的销售人员通常有较深的印象，这是生活常识。所以，上述四位西哈公司的顾客中王乐、张欣出具书面证言证实通过张德义在西哈公司购买了各自的钢琴，并表达了不能到庭的理由；林立、王晓军出庭作证、接受了法官和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出庭证言均证实是通过张德义在西哈公司购买了各自的钢琴。上述书面证言、出庭证言与各自所提举的钢琴质保服务卡、收据一致吻合、形成证据链。从证明程度上讲，在西哈公司未提举有实质意义的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形下，张德义提举的上述一组证据构成证据链足以形成本院对张德义的主张确认为真的心证。”可以说，这是一段相当精彩的论述，对事实认定所遵循的经验法则，对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心证过程均作了清楚、明确、逻辑严谨的分析表述。
第二，围绕证据认定的核心和实质确定证据的可采性。
证据的审核认定，其核心就是确定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证据资格）和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以及证明力的大小，实务中对此概括为对证据“三性”即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相关性的审核判断。证据审核认定的实质，就是确认证据本身是否合法有效，其与待证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本案因当事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事实劳动关系是否存在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一方（被上诉人）只能通过提举证人证言和其他相关书证等间接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从而间接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是否具有关联性，就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
上诉人认为证人林立不具有证人身份，理由是林立的证言与事实不符。从证据的审核认定来看，所谓不具有证人身份，也就是认为林立不具有证人资格或其证言不具有证据能力。法定证据制度通常会对证据能力作出规定，但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通常不对证据能力作出规定，而代之以对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和证据取得程序的合法性等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上诉人并未就出庭作证之林立与质保卡持有人之林立是否同一人提出质疑，亦未就证人林立之心理、身理状况是否适宜作证提出质疑，而是以林立证言与事实不符，主张林立不具有证人资格，虽非无的放矢，但显然射错了靶子；而上诉人主张的两个事实细节，依据经验法则亦未能在逻辑上动摇证言的核心内容即张德义代表西哈公司进行钢琴销售这一关键事实；判决据此认为，上诉人的抗辩未触及到证言核心内容和证人资格，不影响法院对该证人证言的采信。这一分析过程，充分表现了本案判决在证据的审核认定方面遵循了证据规定相关规则，展示了法官在审核认定证据时应有的职业法律素养，对该案当事人也具有现身说法的重要意义。
第三，心证公开，彰显司法公信。
现代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不同于传统自由心证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公开性与民主性。公开包括心证过程的公开和心证结果的公开。由于法官在对证据审核认定时是遵循良知与理性独立作出判断，因此，就需要其公开对证据进行审核认定时的内心确信形成过程以及内心确信的结果，使这种心证过程不再沦为神秘主义的职业游戏，不受任何监督。公开的目的就是要接受监督，使心证的自由始终以严格遵循法律规定为条件，是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同时，这种接受监督的自由也是司法公正得以彰显并取得司法公信力的必要前提。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已经触及到了公开是公信的命脉这一命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前的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对司法公开包括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法官的心证公开这样几个环节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毋庸讳言，法官心证的公开在过去的改革实践中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推进，致使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等“阳光司法”理念流为一纸空言。本案裁判有意识地对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方法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作了充分的揭示和明确的表达，是对法官心证过程予以公开的自觉实践，也是推进“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促公信”的司法改革进路的有益尝试。
该判决对事实认定的最后部分是这样表述的:“张德义作为普通劳动者，在日常工作过程中留存或现阶段收集相关证据中，受其客观条件限制和劳动诉讼的特殊性限制，其提举上述这些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应视为其已经穷尽了举证手段。而西哈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提供证据以证明张德义非其职工，仅在张德义提举的证据如收据收款人表述、送货时间、股东名册、出庭证人的地址等枝节问题上辩解。因此，在西哈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其抗辩理由的情况下，从举证证明的高度上讲，仅凭第一组王乐、张欣、林立、王晓军的四套质保服务卡和收据以及四份证言等证据所形成的链条就足以认定张德义与西哈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项表述就是心证结论的公开。经过前述的对相关证人证言的逐个分析认定和综合分析认定，亦即心证过程的公开，该结论的作出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具有令人信服的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充满了理性之美和逻辑之美。
如果我们回顾判决理由部分对每一份证据所涉两造观点的分析评论，一开始总是有扑朔迷离之感；而在逐一厘清的过程中，观点越来越清晰，事实也不断水落石出，最终完全浮出水面。这就是心证公开的魅力，也是理性与良知的魅力，更是公正、公开与公信的魅力！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公正司法，才能有司法公信。然而司法公正也需要适当的途径予以彰显，看得见，听得懂，感受得到，同时也接受监督，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有司法公信。这个途径，就是司法公开。过去的司法改革为司法公开开拓了道路，但仍未免“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憾。从每一个案环节着手来彰显公平正义，为重塑司法公信、重建法治信仰奠定基石，须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这应当也可以从法官心证公开找到新的突破口，——这也就是本篇判决值得推介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简介：最高法院赔偿办副主任、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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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西哈乐器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德义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2）西民初字第23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长王忠担任、代理审判员刘芳和徐钟佳组成合议庭，于同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西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涣，被上诉人张德义及其代理人郭兴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德义在一审中起诉称：其系农业户口，2010年6月14日入职西哈公司，担任销售总监，月均工资5000元，下发制现金发放，领工资时在财务处签字领取。因西哈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亦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其于2012年1月20日离职，自此不再前往西哈公司上班。工作时间为每周休息一天，周六日、法定节假日不休息；工作内容为在前台接电话、销售钢琴、接待客户；工作地点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现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其与西哈公司2010年6月14日至2012 年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西哈公司支付其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5 000元；西哈公司支付其2010年6月14日至2012年1月20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6620元以及25％的经济补偿金1655元；西哈公司支付其2010年6月14日至2012年1月20日期间的养老、失业保险的补偿金（具体数额由法院酌定）。诉讼费由西哈公司承担。
西哈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其与张德义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西哈公司没有张德义。张德义与其公司原股东伪造证据，报复其公司。不同意张德义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德义自述其于2010年6月14日入职西哈公司，担任销售总监，月工资5000元，因西哈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于2012年1月20日离职。西哈公司不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为证明双方劳动关系情况，张德义向法院出示了王乐的证言（未出庭质证）、王乐购买钢琴质量保修卡、张欣的证言（未出庭质证）、张欣购买钢琴质量保修卡、购买钢琴收据照片、刘昌升证言（未出庭质证）、林立证言（出庭作证）、王晓军证言（出庭作证）、侯伟证言（出庭作证）、薛瀛证言（出庭作证）、王淇证言（出庭作证）、照片。其中王乐、张欣、刘昌升、林立、王晓军的证人证言、质量保修卡显示，其均从西哈公司处购买钢琴，由张德义负责接待销售。购买钢琴质量保修卡均有西哈公司合同专用章、收据上均有西哈公司财务专用章。侯伟出庭作证时称其于2011年5月至2012年1月12日期间在西哈公司处担任销售工作，张德义任店长、总监，对其进行培训。同时，侯伟向法院提交了照片，表示其工作地点的玻璃上有“百汇钢琴城”字样，其与公司同事共同聚餐、工作。王淇出庭作证时表示其系北京君乐轩钢琴培训中心的业主，2010年5月开始与西哈公司合作至2012年4月，合同期间，均由张德义负责洽谈。王淇向法院出示的照片上显示有“君乐轩钢琴培训中心”与“百汇钢琴城”字样，同时还显示本案张德义在活动现场。薛瀛出庭作证时表示其原系西哈公司股东，2010年4月与现法定代表人成立西哈公司。2010年6月张德义在西哈公司工作，月均工资5000元，担任销售总监。
针对张德义出示的证据，西哈公司表示对证人证言不认可，主张王乐、张欣、刘昌升未出庭质证；对张德义出示的收据、质保卡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对张德义出示照片的真实性不认可。此外，西哈公司向法院出示了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同意聘任吴德雄为经理，同意选举薛瀛为监事，新股东签字处签有上述二人的名字，时间为2012年6月12日。薛瀛出庭作证时对该股东决议上签字的真实性认可。
诉讼中，张德义未就其主张的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向法院出示证据。
另查，张德义系农业户口，在职期间西哈公司未为张德义缴纳社会保险。张德义就与西哈公司的劳动争议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作出京西劳仲字[2012]第1605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张德义的申请请求，张德义在法定时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王乐的证言、王乐购买钢琴质量保修卡、张欣的证言、张欣购买钢琴质量保修卡、购买钢琴收据照片、刘昌升证言、林立证言、王晓军证言、侯伟证言、薛瀛证言、王淇证言、照片、股东会决议及当事人的陈述等材料在案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