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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突围在于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和同一性



1. 中国循环经济企业面临的多难

我国循环经济及再生资源行业仍处于相当低的发展水平，根本无法与国际企业抗衡竞争。大量的再生资源没有得到回收和利用而白白浪费掉。每年有大约300万吨废钢铁、2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200万吨废纸、80万吨废塑料、2000多万台废家用电器电脑没有回收利用。



循环经济及再生资源企业没有得到制度上的支持，再加之行业标准、资金、技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行业发展缓慢，步履艰难，企业技术改造长期处于半停滞状态。废纸的机械分选设备寥寥无几，废汽车的拆解没有正规流水线和设备，大件废钢铁解体仍采用氧割和锤砸，废有色金属多用人工拆卸，工艺流程落后，二次污染严重，企业的抵御风险能力低，行业发展呈低水平徘徊状态。



仅有的一部《循环经济促进法》，又与其它法律既不接轨，又宏观空洞，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施性，且也不是强制性的实体法律，很容易与实体法律发生冲突。政府支持循环经济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制度还处于临时的应付状态，没有形成相应的规范化制度体系，管理问题和技术工艺更不能与国际企业接轨，恶性竞争严重。而我国政府对废料进口环节的监管却达到了极为苛刻而又不规范的程度，不科学和随意性使很多具有官员权力的海外工作人员明目张胆地违法和腐败，竟向被检查外国企业的女职员提出“酒店开房，全套陪同”的非礼要求，并将之作为给予“许可证”的交易条件。这令外国企业难以理解并进而质疑了我国的法律制度环境，这给我国经济的全球化都带来不利影响。



2. 法律制度体系的不配套、不衔接和矛盾性阻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循环经济领域中的法律制度体系不配套、不衔接和矛盾性越来越显得突出，并严重阻碍了循环经济企业的发展。



进口再生原料的国内外企业和再生原料回收、交易、处理利用的企业的资质审批监管的法律制度应该是独立的法域，这个法域的建立基础是资源法、环境法、贸易法等二级法律制度。这个再生资源概念项下的所有行为都是围绕着关键词“资源”而展开的，其所有行为的一致目标也都是资源，因而，规范这个领域行为的法律制度也必然围绕着如何最大效率、最大效益和最大公平地利用再生资源，使其为人类造福这个主旨上。但在我国的法律制度、政府政策、企业经营的监管和国际贸易交易上却将这个范畴的法律与规范危险废物的侵权法、民法责任等两个不同法域的概念混为一谈，造成了法律定义上的误区，这为监管和经营都造成了重大的阻碍，制度体系中的矛盾性导致行政行为的临时性和低效率。





二、循环经济企业步履维艰，循环经济制度的建立迫在眉睫

1. 循环经济企业面临的制度障碍



废弃物仍然具有使用价值就是利用了闭路循环这一理论。电路板蚀刻液循环环保设备就是将系统内的成分经过多级萃取变为全部有价值的资源,再次循环利用,全面提高了电路板企业产业生态系统的整体经济效益。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与循环经济没有衔接，没有规定循环经济产业的项目和设备如何适应《环评法》，其分类管理对象和范围确定也很笼统，这就造成很多政府环保部门对《环评法》理解的片面性和适用上的不恰当，将环保高技术设备当作一般的设施对待而要求进行复杂的环评审批。很多环保部门机械片面地认为：只要防污措施有重大变化就必须进行环评审批，而不管是好变化还是坏变化，也不管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变化，显然这种观念是违反科学发展观的。



对环保设备再次做环评审批是毫无价值的重复工作，这又浪费了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了纳税人的税收，毫无意义地增加了政府的工作量。环评审批是基于可能产生不良的环境影响和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才实行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60天的审批管理，而企业就要为此付出很多时间的准备和协调，还需要很多时间和人力来与政府环保部门进行沟通和安排，环评报告编制费还需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这就给环保设备企业和电路板生产企业都造成巨大损害和经济损失。这就违背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和《环评法》的立法精神，给节能减排创新企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伤害。

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推动力的绿色经济，它不仅是一个技术创新以解决资源短缺限制的过程，更是整个社会结构性转型的过程，对于我国而言更是需要全方位转型的挑战，这首先包括思想观念、制度环境、政府管理等硬性因素的转型。企业是节能减排和发展绿色经济的主体，如果没有对绿色产品、节能、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减排技术的制度安排和鼓励支持政策，那么，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全球低碳经济的大市场上就会是输家。

从政府采购的困惑中走过

谷辽海

一部新法律的诞生，总会为曾经迷茫的人带来一片光明。2002年6月29日，是我国《政府采购法》颁布的日子。这个日子对于其他法律职业人来说，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记忆；但对于我来说，其意义就非同寻常。在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试点期间，我曾接手了数起政府采购案件，由于缺乏一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许多案件我都是在迷惑中走过，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被各大媒体称之为“全国首例政府采购案件”。

2000年7月6日，采购人国家农业部发布了“全国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项目”的招标采购公告。这一年是我国《招标投标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年，我的当事人与另一家供应商参与了这一项目中的“无规定动物疫病区仪器设备”投标，同年8月8日开标。之后，谁中标，人们一无所知。半年后，荻悉另一家供应商中标且已履行合同时，我的当事人开始向采购人质疑，并向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办公室投诉，但历时10个月、前后几十次的质疑和投诉，均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政府采购法》诞生这一天，特别让人兴奋和激动的是，法律对于采购信息披露范围和渠道、供应商质疑和投诉、处理期限和程序、相关部门监督和主管等方面均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同时明确了司法救济途径，使我眼前豁然开朗。然而接下来的日子，我却怎么也乐观不起来。对比研究《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我发现了前后颁布的两部法律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例如：采购对象的强制招标范围，前一部法律规定的公开招标限额标准是由国家发改委拟定和公布，后一部法律则明确规定由财政部门拟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布；又如：后一部法律明确规定工程采购的主管机关是财政部门，但又规定招标采购适用前一部法律。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就是公开招标，如果适用前一部法律，是否也就意味着凡是招标采购就排除财政部门的主管。此外，两部法律对于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公开招标与其它采购方式、主管机关与监督部门等方面均存在着众多的冲突。由于法律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致使我们的实践工作开始走向了迷途。

究竟应该适用哪部法律？2003年1月20日，某省交通部门对其辖区内某地下隧道防水材料、价值高达600万元的采购项目，委托北京一家招标公司进行公开招标，采购信息在国家发改委指定的某招标采购网上进行了公开披露，江苏的一家地下防水工程材料公司参加了投标，经过开标、唱标、公证、评标、定标等程序后，某省交通部门所属的一家地下防水工程材料公司中标，江苏的这家供应商与其他省市的另外5家供应商全部落标。未能中标的江苏供应商认为：首先，他们的防水材料获得了国家多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在本行业中是众所周知的名牌，且在本次投标中，所报的价格远远低于中标供应商，应该属于适格供应商；其次，采购人及其代理机构的本次招标采购信息未能在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开披露为违法行为；第三，本次采购项目未纳入某省政府采购中心进行统一采购系违法行为。对此，招标公司对质疑答复时认为，本次采购项目是属于工程所需的货物，应适用《招标投标法》，采购代理和招标信息披露都应该适用前一部法律。质疑供应商不满意这种答复，向某省财政厅提出了投诉。接到了投诉，财政部门才知道招标采购项目的相关信息，但如何适用法律却无所适从。最后，财政厅采纳了招标公司的意见，驳回了投诉。类似这样的案例，实践中不胜枚举。

谁为违法行为“埋单”。现行法律在设置双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条款时制定了许多的不平等条款，实践中的采购案例让我们陷入了无限的困惑之中。2004年3月8日，某市财政局对该市投诉供应商与采购人市教育局、某招标公司、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司等当事人之间政府采购公开招标争议一案，作出投诉处理决定：招标公司代理采购人在当地的政府采购网上发布“多媒体工程”的预中标结果公示信息，投诉供应商排列第一，其次是第三人。投诉供应商接到中标通知书，曾经三次向采购人要求签订中标的采购合同，但采购人对中标供应商的申请始终予以回避，迟迟不给予答复。财政局认为，中标、成交结果确定后，招标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采购人应该与中标供应商在约定的时间内签订合同，采购人拒绝签约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为此，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二项规定，财政局撤销本次“多媒体工程”的采购合同，将本次采购合同授予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司。投诉供应商认为，财政局既然认定采购人的行为违法，又不责令其履行法定义务，反而让第三人与采购人签订本次合同，有悖于公平。为此，投诉供应商以原告的身份，将财政局推上了行政诉讼的被告席。法院诉讼的结果是维持财政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倘若仅仅从《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来分析这个案件，财政局的处理决定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很难说其违法。因为法律对于采购人及其代理机构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的，只要这一事实成立，那么行政主体对这一违法情形的处理结果是：中标、成交供应商已经确定但采购合同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从合格的中标、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法律这样的规定，对于排列第一的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又如：一起采购合同缔结程序中的贿赂行为而引起的争议。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对当事人通过贿赂手段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都认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合同必然无效。但我国的法律则是看具体情况，并不一概认定是无效行为。2005年12月16日，原告某网络科技公司提起行政诉讼称，两个月前，原告参加了某招标公司代理的某市“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软硬件设备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投标结束后，被投诉人在当地政府采购网站上公布了预中标供应商的名单，原告与投诉人某电脑公司、第三人某计算机销售公司分别排列为第一、第二和第三的名次。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当天，原告就与采购人某市公安局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该合同履行过程中，某市财政局接到投诉人的投诉，称招标公司在本次公开招标过程中有收受贿赂行为，投诉供应商曾向负责本次政府采购代理事务的招标公司总经理赠送了5000元的购物券，但却未能够获得本次政府采购定单。经过调查后，财政局证实投诉供应商的投诉情况属实。为此，撤销了本次采购合同，责令招标公司将购物券予以退还，与此同时，另行确定排列在第三名的预中标供应商即本案的第三人作为适格供应商，与市公安局重新签订了采购合同。原告认为，收受贿赂的是招标公司负责人，行贿的是投诉供应商，原告并没有向任何人行贿，在投标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的违法行为。然而，原告与采购人所签订的合同却被撤销了。财政局的投诉处理结果显然侵害了他们公司获得采购合同的机会。为此，原告要求法院撤销财政局的具体行政行为。2006年2月，法院作出行政判决，维持财政局的投诉处理决定。笔者看完这个案例深为原告惋惜，但财政局和法院各自的处理结果还是有法律依据的，即《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情形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处理，即中标、成交供应商已经确定但采购合同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笔者认为，法律的这种规定，显然有悖于公平原则。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缔结过程中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侵害了所有参加公平竞争的供应商的合法利益，侵害了国家利益，怎么能给予保护而不予以制裁呢？

《政府采购法》出台四年了，现行制度中的种种缺陷，其主要根源是存在着两部在同一位阶又是从同一角度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律，只有将《招标投标法》的内容完全纳入到《政府采购法》中，才能彻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维护我国政府采购法的严肃性，以保证全国政府采购市场在统一的法制轨道上健康地运行，最终使我们的从业人员从政府采购尴尬中走出。
作者：谷辽海
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
2006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