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
(1999年7月25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2年10月31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8年5月30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下列用人单位、职工应当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一)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和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职工；
(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未纳入行政或者事业养老保险范围的职工。
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和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雇员应当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无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对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合理负担。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应当与本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因用人单位破产、兼并、改制等原因而受损害。
第四条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当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实行设区的市本级、县(市)级统筹和省级调剂制度。原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行业统筹的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国家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另有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领导，把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事业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组织实施工作，多渠道筹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确保职工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第六条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
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具体事务。
地方税务机关负责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收工作。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负责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专户管理、财政投入预算安排和财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审计、监察、工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
第七条鼓励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
提倡职工个人进行储蓄性养老保险。
第二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和管理
第八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以下部分组成：
(一)用人单位和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财政投入；
(三)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利息等增值收益；
(四)基本养老保险费滞纳金；
(五)社会捐赠；
(六)依法应当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财政性资金投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并列入财政预算。
第九条职工个人每月按照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以下称缴费工资)的百分之八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新参加工作、重新就业和新建用人单位的职工，从进入用人单位之月起，当年缴费工资按用人单位确定的月工资收入计算。
职工缴费工资低于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百分之六十的，按照百分之六十确定；高于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百分之三百的，按照百分之三百确定。全省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由省统计部门核定，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公布。
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每月从职工工资中代扣代缴。
职工个人按规定比例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不计入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
第十条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每月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每月按照参保人员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具体比例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权限确定。
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按照规定列支。
第十一条城镇个体工商户、城镇灵活就业人员(以下统称城镇个体劳动者)每月按照上一年度月平均实际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中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雇主的养老保险费全部由其本人缴纳；雇工的养老保险费，由雇工缴纳百分之八，雇主缴纳百分之十二。
城镇个体劳动者上一年度月平均实际收入低于上一年度当地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百分之八十的，按照百分之八十确定缴费基数；高于上一年度当地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百分之三百的，按照百分之三百确定缴费基数。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省实际，对城镇个体劳动者的缴费标准进行调整。
城镇个体劳动者按规定比例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依法不计入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
第十二条用人单位应当自依法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手续。城镇个体劳动者应当按规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手续。用人单位、城镇个体劳动者在办理税务登记的同时，向地方税务机关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登记手续。
用人单位在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注册登记后增员或者减员的，应当自增员或者减员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职工增减登记手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将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情况及时告知地方税务机关。
第十三条用人单位应当在每月十日前按照规定自行计算应缴费额，向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上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并对申报事项的真实性负责。
职工个人应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报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后，由用人单位代扣并向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城镇个体劳动者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应缴费额向地方税务机关申报并缴费。
经地方税务机关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确认后，用人单位、城镇个体劳动者可以直接向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职工个人、城镇个体劳动者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地方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将职工个人和城镇个体劳动者的缴费基数、缴费金额等情况反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第十四条用人单位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账册、材料，或者不设账册，致使基本养老保险费无法确定的，地方税务机关按该单位上月缴费数额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确定应缴数额。没有上月缴费数额的，地方税务机关根据该单位的经营状况、职工人数等有关情况，按规定确定应缴数额。
第十五条基本养老保险费应当以货币形式全额征缴，不得减免，不得以实物或者其他形式抵缴。
第十六条用人单位分立、合并的，由分立、合并后的单位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第十七条用人单位改变名称、住所、所有制性质、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开户银行账号等基本养老保险登记事项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变更登记手续。
用人单位歇业、被撤销、宣告破产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的，应当依法清偿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并在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注销登记手续。
用人单位在办理税务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的同时，向地方税务机关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八条国有企业或者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缴费年限，如有部分为视同缴费年限的，在国有企业或者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破产清算时，应当依法从其破产财产中提取尚未缴纳的视同缴费年限部分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视同缴费年限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前款所称缴费年限，是指职工个人和其所在用人单位、城镇个体劳动者分别按规定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国有企业或者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之前，职工参加工作的年限，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符合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的，为视同缴费年限。
第十九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和财政专户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截留。
第二十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国家规定的方式保值增值，其各项增值收益全部计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存入银行或者购买国债的，在确保职工基本养老金等发放的同时，应当选择合理的存款期限或者国债期限，提高基金的利息收益。
第二十一条按国家规定建立省级基本养老保险调剂基金。各市、县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省级调剂基金。省级调剂基金用于调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困难的市、县。省级调剂基金建立和调剂使用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二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免征税、费。
第三章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
第二十三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公民身份号码，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以下简称参保人员)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发给参保人员手册，记载缴费情况。
第二十四条参保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本人缴费工资的百分之八建立，由个人缴费形成。
第二十五条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每年按记账利率计息一次，记账利率由省人民政府参考城乡居民银行存款同期利率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确定并予公布。
参保人员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自领取基本养老金之月开始，其个人账户储存额按银行存款同期利率计息。
第二十六条职工所在用人单位、城镇个体劳动者未按规定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期间，不计算个人缴费年限，欠缴部分不记个人账户，按规定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及滞纳金后，应当补记个人账户，并计算个人缴费年限。
第二十七条参保人员因失业等原因中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期间，不记个人账户，不计算个人缴费年限，其个人账户储存额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予以保留，并继续计息。参保人员再就业后应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重新缴费前后的个人账户储存额和缴费年限累积计算。
第二十八条参保人员在同一统筹范围内流动的，只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档案，不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
参保人员在本省跨统筹范围流动的，应当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档案和储存额，各地对省内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不得设置限制条件。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保障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续接的具体办法。
参保人员跨省流动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档案和储存额的转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参保人员死亡后，其个人账户中个人缴费部分的余额及其利息可以依法继承，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一次性支付给继承人。
第四章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三十条1997年12月31日前已退休的职工，按国家和省规定发给基本养老金。用人单位离休人员的离休待遇仍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下列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从其办理退休手续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直至死亡：
(一)1997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1998年1月1日以后至2010年12月31日以前退休且缴费年限(包括视同缴费年限)满十年的；
(二)1997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2011年1月1日以后退休且缴费年限满十五年的；
(三)1998年1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缴费年限满十五年的。
第三十二条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二)项规定的参保人员退休后，其月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组成，按以下标准计发：
(一)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退休时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一年发给百分之一；
(二)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具体按照国务院规定执行；
(三)过渡性养老金月标准按照职工本人1997年12月31日以前的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乘以1997年12月31日以前的缴费年限，再乘以一定比例计发。计发比例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参保人员退休后，其月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规定的，参保人员个人可以按照当地城镇个体劳动者的缴费标准延缴。延缴后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参保人员个人不延缴养老保险费的，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并按缴费年限(包括视同缴费年限)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同时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第三十五条下列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申请办理退职的，从其办理退职手续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直至死亡：
(一)1997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1998年1月1日以后至2010年12月31日以前因病或者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缴费年限满十年和2011年1月1日以后因病或者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缴费年限满十五年的参保人员；
(二)1998年1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因病或者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缴费年限满十五年的参保人员。
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按照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执行。
第三十六条基本养老金应当根据本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按照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例和物价增长幅度定期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由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七条参保人员就业期间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并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条件，其退休当年计发的月基本养老金低于当地上一年度月平均基本养老金百分之六十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当地上一年度月平均基本养老金的百分之六十予以补足。
第三十八条参保人员退休后死亡的丧葬费、一次性抚恤费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支付。
第五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实施有关基本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拟定基本养老保险事业发展规划；
(三)拟订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决算草案；
(四)指导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展基本养老保险业务；
(五)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六)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承受能力进行风险预测；
(七)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事务，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
(二)核定参保人员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三)负责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档案的建立、记录和管理工作；
(四)审核参保人员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资格，审定并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五)开展基本养老保险调查、宣传和咨询服务工作；
(六)开展对退休人员的社会化服务工作；
(七)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投入的预算安排；
(二)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决算草案审核；
(三)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专户管理和保值增值；
(四)负责制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实施细则；
(五)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二条地方税务机关应当按规定职责及时、足额征收基本养老保险费，并为用人单位和城镇个体劳动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提供便利条件。
地方税务机关在征收基本养老保险费时，必须提供缴款凭证。
第四十三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地方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和工作配合机制。
第四十四条基本养老金实行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发放或者委托银行等部门代为发放。
第四十五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地方税务机关不得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提取任何费用，其开展业务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安排。
第四十六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方税务机关有权核查用人单位的职工名册、工资发放表、财务会计账册等有关资料。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资料，不得拒绝、隐瞒。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年应当向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分别发送一次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记录和个人账户对账单。
用人单位、参保人员有权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查询其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记录或者个人账户缴费记录情况。
第四十七条省、市、县应当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劳动保障、财政、审计、地方税务、监察等部门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工会代表，职工和退休人员代表组成，其办事机构设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有权听取劳动保障、财政、审计、地方税务、监察等部门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使用、管理情况和预算、决算编制情况以及审计情况的汇报，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使用、保值增值和管理进行监督。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第四十八条审计部门应当定期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使用、保值增值和管理情况进行审计。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地方税务机关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筹集、使用和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二)挪用、截留、侵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三)违法减免或者增加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四)拖欠支付或者擅自减发、增发基本养老金以及其他有关待遇；
(五)其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五十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或者未按规定申报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数额、代扣代缴职工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地方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城镇个体劳动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规定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手续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地方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警告，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用人单位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账册、材料，或者不设账册，致使基本养老保险费数额无法确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并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征缴。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不缴或者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由地方税务机关依法责令限期缴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欠缴费额千分之二的滞纳金。逾期拒不缴纳的，对用人单位处以不缴或者欠缴费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对用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滞纳金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第五十三条以弄虚作假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获得基本养老金和其他待遇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追缴有关当事人的非法所得，可以处非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阻挠、妨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地方税务机关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养老保险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或者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职工因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与单位发生争议的，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仲裁裁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六条用人单位、城镇个体劳动者逾期拒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地方税务机关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或者强制征收措施。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七条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规模较小且盈利水平低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规定其在一定时期内养老保险费的征缴比例、个人账户记账比例和基本养老金的计发标准。
第五十八条国家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征缴比例、个人账户记账比例和基本养老金计发标准等有新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五十九条省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六十条本条例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税收立法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实践中常受争议，与公共财政理论和法治理念也构成某些根本冲突。但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一个固有的传统。本文对这种普遍认识提出质疑。首先，税收立法权集中仅开始于1977年，之前该体制并没有形成。其次，该体制在1977年至1993年间逐渐强化，而这恰恰是财政分权的黄金时代，税收立法权的分布和当时流行的财政分权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本文说明，这一反差不能以法律在这一时代缺乏重要性作为解释：为了有协调一致的税收规则供各方遵守、给予这些规则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并确保公众知悉这些规则，“依法治税”必然地成为了税制建设中的一个核心观念。中国税收立法高度集权具有历史偶然性，有必要做出进一步解释。
关键词:税收立法权 依法治税 财政联邦主义 分税制 中央与地方关系
引言
对中国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的现状，在税法研究领域存在普遍认识。该制度的核心依据之一是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下称“《分税制决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另外，《税收征管法》[1]以及《立法法》[2]都有关于税收立法权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的重要条款。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一体制的合理性进行探讨。[3]一些地方政府近几年来有争议的税收立法行为，使得对于现行税收立法权分配制度是否可持续的学术讨论也越发激烈。[4]
从一个高度抽象的层面来看，税收立法权完全集中的体制明显存在一个问题，即该体制无法同时遵循以下两个一般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原则：①税收制度的规则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以及②作为财政自治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应当被赋予对某些税收政策的自由裁量权。这是两个力度都比较弱的原则，实际上是应该和多种不同的立法程序和中央集权的程度不发生冲突的。为符合上述两项原则，地方政府的立法权仅仅需要与其财政自由裁量权保持一致。然而，税收立法权必须集中的这种观点，恰恰使得上述两项原则至少有一条不得不被违反。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经验中，一方面，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地方政府突破了地方立法权的限制，制定与法律相冲突的税收政策，但未得到有效的约束。在此情形下，法治的价值观念受到严峻的挑战。另外一方面，更常见的情形是，中央政府垄断税收立法权造成了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地方政府将转移支付以及制度外的收入（例如出售土地使用权），而非税收，作为满足地方支出的主要来源。这些选择通常会被视为是与财政自治相互矛盾。
对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的这种概念性批判与国际实践较为一致：比较各国的实践，即使是在单一制国家，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的制度也相当罕见。[5]那么，中国现行的税收立法高度集权的体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一问题虽然看起来非常重要，但很少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分析。可能有两个普遍流行的观点抑制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观点之一是，税收立法权作为立法体制的一部分，体现了中国整个立法体制集中的倾向，这原本就是中国的传统，其与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密不可分，而没有简单的解释。[6]讨论立法集权制度的来源超出了一般理解、考量中国法律制度的视野。观点之二虽然与第一种观点无关，但是也可以作为其补充。也许有人会主张，税收立法集权这个现象不仅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的角度来说不令人意外，而且也不重要。尽管法律学者可以对税权进行各种理论上的区分——比如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益权的不同——但是就财政问题的政治逻辑而言，税收立法权的重要性远低于其他的税权。这是因为立法体制和法律规则引入中国的历史并不很长，并且其真正发挥效用需要一个过程。通常，法律被认为是次要问题。而当法律对财税政策的重要性低时，立法权当然也不会构成重要问题。在此情形下，税收立法集权如何形成仅仅是一个少数人才会讨论的问题。
本文旨在证明以上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首先，目前的税收立法集权体制事实上起源并不久远：其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于1977年以后。不仅在1977年之前有一些重要的税收立法分权的阶段，而且，即使是1977年以前税收立法权最集中的程度，也不及1977年开始的集权格局。更重要的是，本文追溯了税收立法权在1977年至1993年间逐渐集中的历程。在财政和其他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在很多意义上是分权的黄金时代。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税收立法权应当集中的观念确立了其优势地位。这两个事实的并存不能不说给以下观点带来质疑：税收立法集权仅仅是中国政权组织形式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后果。实际上，1977年至1993年间税收立法集权和财政分权制的反差更容易诱导人推导出第二种观点，即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并不重要。但与这一观点相反，本文说明，尽管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十五年期间，法治的力量远比现在要薄弱得多，但是法律仍然在税收征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法律制度，中国的税收体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何能够得以建立。该时期税收征管的事实对不在乎法律的态度构成了一种反驳。
以上的各种论证整体表明：税收立法集权的体制是如何在中国确立的，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本文并不会对这一现象进行全面的解释，而仅仅建议应当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然而，这一过渡性的结论对法律学者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能够认识到一个从理念的角度有严重缺陷的体制并非中国税法命中注定必须承担的累赘，本身可能是一种解放。而且越能够充分理解是历史的偶然事件成就了今天的税收立法体制，那么为改革所进行的讨论就会有更明确的目标、更有效。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描述1977年税收立法的安排，其与建国以来的税收立法模式的对比，以及1977年模式如何持续的强化并在1993年达到集权的顶峰。第二部分将税收立法集权的发展历程与更广为人知的1977至1993年间的财政分权制进行对比，证明税收立法集权在这一时期与分权的财政体制相当不配套，当时税收政策趋向的不确定性也似乎使集权缺乏说服力，导致需要强大的政治资源才能使其得以实现。其最终能够存续并确立，是政治过程事先不能保证的一种结果。第三部分说明为什么立法权的集中与其他形式的财政分权的并存和差异不能通过法律体系本身的薄弱性来解释。相反，法律在这一时期的税收征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部分简要地描述了对中国立法集权的起因进行全面研究的一些可能的理论框架。
一、税收立法集权在1977至1993年间的建立和巩固
勾划1977年至1993年期间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的变革，可以将1977年《财政部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下称“1977年《规定》”）和1993年《分税制决定》视为最始和最终的两个里程碑。这两个文件均界定了不同级别的政府所拥有的广义上的税收立法权——即开征税种、设定税基和税率，以及通过减免税调整税基和税率的权力范围。
1977年《规定》专注于规定哪些政府部门行使税收立法权，哪些政府部门在特定情况下有权选择采取与前者制定的规则不同的政策措施。首先，“凡属国家税收政策的改变，税法的颁布和实施，税种的开征和停征，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都由国务院统一规定。”其次，省级辖区的重要税收政策应当报财政部批准，包括在全省级辖区范围内停（免）征或者开征某一种税，对某一种应税产品、某一个行业减税、免税，对烟、酒、糖、手表四种产品减税、免税，调整盐税税额，以及有关涉及外交关系和对外商征税的问题等。再次，该规定授权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具体规定的各种情况下批准税收的减免，以解决特定纳税人的特殊需要（这些需要主要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政府政策而产生的“困难”企业或业务）。此外，“以上各项权限，省、市、自治区一般不要层层下放……除上述规定外，任何地方、部门和单位，都无权自行决定减税、免税，或者下达同税法相抵触的文件。”
1977年《规定》的内容在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构成什么激进的改革。[7]这与1977年中央政府权力正在过渡的政治局面也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重要方面，1977年《规定》象征着税收立法权分配历史中的一个分水岭。首先，与1977年之前一段时期的状态相比，该规定造成了税收立法权的再次集中。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中央政府的瘫痪，以及与苏联关系的破裂导致的为战争做出的准备，中国财政管理在1969年开始了一个高度分权的阶段。[8]在1970至1973年间，大部分的省级政府只需要向中央政府做一次定额的转移支付，除此之外可以完全决定自己的财政支出，保留财政收入结余，并且省级以下政府不受中央控制地作出收入和支出的安排。同时，制定诸多税收政策的权力也被授权给省级政府。虽然在1974至1976年间，中央政府要求增加其收入的比重，但其他主要的地方财政自治权保持不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至今仍然有效的制度安排，即省级政府与其下级行政机关的财政关系完全由省级政府决定。[9]如此一来，就预算问题中央政府仅仅与省级政府协调。即使是在1994年以后高度集权的税收管理体制下，对省级以下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只提指导性意见。[10]但是1977年《规定》要求无论省级政府与其下级政府之间在财政收入和支出协议的结果如何，税收立法权都不构成这些政府间协议的内容。预算和财政管理的其他方面可以层层下放，但是税收规则的制定（“税收管理“）不能层层下放。省级政府应当是税收立法权下放的终点。因此，如果不是从孤立的角度来衡量税收立法集中的程度，而是将它与预算分权相联系来看，1977年再度集权的程度就进一步被放大。
而且，即使与1970年之前的年代相比，1977年《规定》对于集中税收立法权的规定也是没有前例的。中国和西方公共财政学者通常都将1950年《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所规定的体制作为“高度集中”的范例。[11]然而，根据《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凡有关地方性税收的立法，属于县范围的，得由县人民政府拟议报请省人民政府核转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批准，并报中央备案。”省（市）范围的地方性税收立法才需要“拟议报请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核转中央批准。”换言之，县级政府享有不受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税收立法权。而在1977年《规定》下，该情形不可能出现。再者，由于中央政府在1949年刚刚成立，财政的中央集权仅仅是政府努力的方向，而不可能完全实现。高度集中准确地说不是当时能够设立的一种制度，而是迫不得已需要采取的一种财政政策。[12]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紧急情况一旦有所控制，中央政府即开始改变中央集权的局面，以激励地方政府积累能力。通过几年的摸索，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对改变过度集中的局面，实行权力下放，在1957年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1958年《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做出了具有浓厚的“财政联邦主义”色彩的分权安排：“凡是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管理的税收，应当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若干仍然由中央管理的税收，在一定的范围内，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以机动调整的权限；并且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税收办法，开征地区性的税收。”即使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些对于再次集权的尝试，这些尝试对于有权行使立法权的政府主体类别的限制，都远不及1977年《规定》那般严格。
对于1977年之前的税收立法分权的深入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议题范围，但我们认为该类分析可以说明，对税收立法权的集中是否可归因于1977年以前的政治体制传统，的确是可以提出疑问的。然而，税收立法的中央集权在1977年以后则被逐渐巩固起来。相比较1950至1997年期间制度的摇摆，1977年《规定》的效力一直持续到其被1993年《分税制决定》所取代——而如下文所述，后者代表着更高程度的中央集权。
逐渐巩固的过程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首先，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早期政府所发布的许多文件都引用1977年《规定》作为做出减免税决定的程序性依据。下面的表格总结了1978年至1993年间发布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规章及政策性文件中引用1977年《规定》的时间趋势。[13]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随时间推移引用该税收立法规则的次数呈普遍增长趋势。表2将中央和地方文件进一步分为两类：专门处理税收政策事项的文件（财税文件）和处理其他事项但提到税收政策性问题的文件（非财税文件）。[14]可以看出，尽管提到税收管理体制的多数中央政府文件（149个文件中的128个）是税收政策性文件，但提到该体制的地方非税收政策性文件远远多于地方税收政策性文件（分别为119和35个）。这表明引用税收管理体制的文件数的增加不单是由于中央和地方税收征管机构的扩张，也是中国税制日趋复杂及其影响力日趋扩大的结果。1977年《规定》为这些年日益增多的具体的税收政策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并构成其他领域政策制定得以参照的固定架构。
1977年《规定》可望起到的制度作用当然不仅仅反映于直接援引它的文件；法律同样通过多种方式间接或默示地采用了1977年《规定》中的规则。例如：1986年，该规定被写入《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作为其制定依据之一。[15]1987年的《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施行细则》对“超越权限，擅自减免税收”行为决定解释为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违反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越权作出减免税收决定的。”类似地，许多具体的全国税收政策性文件采取了逐渐成为常规的做法，即授权省级政府在某些具体界定的范围内就税收减免做出决定。这与1977年《规定》的架构一致。相反地，对省级以下政府机构直接授权的例子越来越少以至于几乎找不到。[16]
其次，除了成为税法立法固定的参照架构，在80年代，1977年《规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越来越被强调。在80年代以前，这些规则并不受重视，甚至有例证表明中央政府愿意将税收政策制定权下放至省级政府的程度似乎大于1977年规则所做的规定。[17]然而，1979、1980年国家连续出现财政赤字，货币政策带来通货膨胀，导致中央开始强调“整顿”。1981年初国务院《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宣布：
为了确保一九八一年财政收支平衡，消灭赤字，国务院认为，必须对财力的分配和使用采取集中统一的原则，严格财政管理和财经纪律……坚决维护国家税收制度，不许随意改变税种、税率和减免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税种的开征与停征，税目的增加与减少，税率的提高与降低，税收的加征与减免，必须统一管理，凡有关这方面的规定，统由财政部下达，或者由财政部报经国务院批准下达。今后，各部门自行下达有关税收的规定，一律无效。
对一些中央官员而言，这带来1977年《规定》的内容是否应该进一步加强的问题，即税收立法权是否要进一步集中。[18]虽然直到1993年才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明确鼓励实施1977年《规定》的政策性文件和内部讲话开始激增。[19]而1987年开始了反对地方政府越权减免税的多次运动。既然1977年《规定》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勾划出给予这些税收优惠的权力范围，该文件和这些运动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0]
正是对税收立法集权的日益强调产生了1992年颁布的《税收征管法》做出的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而这一法律条文仅仅为实践意义更强的国务院1993年《分税制决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方针打了个伏笔。根据1993年后实施的新税制，即使是省级政府也不再被授权给予“困难”企业税收减免。起初，这些企业可以根据地方政府的决定享受先征后返。但中央政府随后表明先征后返是一种变相的税收减免，应当停止。省级政府对税收政策的决定权在理论上必须基于中央政府的特别授权。和地方针对减免税权限的博弈基本转化为针对“先征后返”的博弈，而对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措施的争执，主要出现在对乱收费、预算外基金的控制上，而地方“擅自”扩大税基、提高税率的行为基本都是计划性征税的征管体制造成的，而非地方政策性举措。
对于熟悉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立法集权的人们来说，上文讲述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对税权集中不断高涨的强调，也许仅仅会强化集权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这样一个观念。然而，至少从两个角度来讲，1993年之前的这段历史应该是出乎意料的。首先，八十年代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财政分权时期，甚至造成了中央政府财政能力的危机，直到1994年税制改革这种危机才得以消除。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时期任何重要的集权体制看作理所当然的现象。其次，随着中国逐渐摆脱计划经济，整个税收制度也不得不重新设计。如同当时很长时间不确定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一样，怎样对经济活动课税也是一个未知，需要不断地进行试验。倘若中央政府宣称其独享进行这种试验的权力，那么就意味着它将不得不面对制定新规则和不断犯错的压力。既然在过渡时期设计税收政策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会如此热衷于排除地方政府的主动尝试？为什么一个人在自己不知道如何去做时候，反而要禁止他人的尝试？
下文将对上述两个角度进行进一步解释，表明1993年以前税收立法权集中在政治上是极具争议的。
二、1993年前税收立法集权的偶然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94年税制改革期间财政管理和财政分权的整体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研究中国公共财政的中外学者对此已做出大量学术研究。本文无意于分析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将着重强调一些为人们所公认的结论，用它们作为回答应当如何看待税收立法权集中被不断强化的这段历史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