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论现物出资的适格要件

（李红军法律研习网）

现行《公司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相对于原《公司法》第24条，增加了“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兜底性规定，如何准确适用该兜底规定涉及到对现物出资的适格要件问题，而要件的确立又将直接影响到可出资现物的范围，故而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关于现物出资适格要件的各种学说

关于现物出资适格适格要件，主要有二要件、三要件、四要件及五要件四说，其基本观点如下：

持二要件说的学者认为“出资标的的核心标准应当为两项：其一，具有确定的价值；其二，可以自由转让”，“所谓价值是指出资的标的物必须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所谓确定性主要是指出资标的物的价值能够为现有评估手段所确定”，而可以自由转让指“作为股东出资标的物或权利必须是可以自由转让的，转让受到某种限制的物或权利不应成为出资的标的”[①]

持三要件说的学者认为，可以将出资形式的条件归纳为三点，一是“价值上的确定性”，即“用于出资的财产不但应该具有财产价值，而且这种价值能够确定和评估”；二是“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即“用于出资的财产的价值一般不应因自身的原因而发生意外变化”；三是“可转让性”，即“股东的出资不仅可以由公司股东交付给公司，为公司经营所用，而且在公司对外清偿债务时，可以有效地从公司移转给债权人”[②]。

与前两说不同，日本学者多采四要件说，认为出资的现物应具备：一是确定性，是指用以出资的现物必须明确具体，不能随意变动；二是现存的价值物，或称价值物的现存性，指用于出资的标的物应该是现实已经存在的价值物，而不能是将来才会生产出来的产品；三是评价的可能性。是指用于现物出资的标的物必须能以某种公平的方法进行估价，折算为现金，四是可转让性，指出资的标的物必须能独立于出资人予以转让，即出资人对于出资标的物享有独立的支配权[③]。

国内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薄燕娜博士[④]和莫初明博士[⑤]等。

按照日本学者志村治美的研究，关于现物出资适格五要件说，在瑞士的学说中以“公式化的形式存在着”，主要包括明白的确定性、事实上存在的价值、独立转让可能性、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⑥]。国内也有部分学者持该种观点[⑦][⑧]。



二、对各学说的评述

对比前述四种学说，应该认为，前三种学说之间基本没有差异，只不过是归纳抽象程度的不同。在二要件说中，“具有确定的价值”这一要件的内容包括了三要件说的价值的确定性和相对稳定性两个要件，也包括了四要件说中确定性、现存的价值物和评价的可能性等三个要件；同样，在三要件说中，价值上的确定性这一要件包括了四要件说的确定性、现存的价值物和评价的可能性三个要件，而相对稳定不过是对确定性的进一步要求。

但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在内容上三种学说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但二要件及三要件说的内容需要解释才能包括四要件的四个独立要件，因此，四要件说更具备表达的准确性和明确性。

前三种学说与五要件说之间的差别主要集中在现物出资是否必须具备“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这一点上。支持该要件的学者认为由于“公司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经济实体，股东作出投资行为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收益。如果用一个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任何联系的现物进行投资，那么不但不能达到资产增值的日的，而且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⑨]反对采纳该要件的学者认为“公司的出资制度，不仅应考虑公司资本充实和公司设立后的运营利益，还应考虑股东出资的便利，因此，这一要件的限定没有必要。”[⑩]

我们认为，是否具备“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系一种商业判断，无论是法官还是登记机关都不具备此种判断能力。同时，由于公司信用的基础是公司的资本（也有认为是资产[11]），股东出资只要具备了价值性，能够进行交换变现，也就符合了维护资本充实的原则、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强调此要件将除了增加登记机关的审查成本和设立人的交易成本而外，并不能为公司的资本充实和债权人带来实际的益处。所以，应舍弃对“公司目的框架内的收益力”的要件要求。



三、对《公司法》第27条及《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8条规定的分析检讨

根据《公司法》第27条，“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即要求出资具备确定性、价值物的现存性、是评价的可能性和可转让性的四个特征，可以认为，该条规定实际上采四要件说。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以下称《规定》）第8条第三款规定“股东或者发起人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我们认为，该款规定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从实物出资的适格性要件角度考察，我们认为，该条规定禁止设定担保的财产出资是不恰当的。一般而言，在担保财产价值高于担保债权的情况下，设定担保的财产均满足确定性、价值物的现存性、是评价的可能性等要件征。就可转让性来讲，根据《物权法》第189条、第191条第二款之规定设定抵押的财产并非一律不能转让。因此前述《规定》第8条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彻底禁止设定担保的财产出资，提高了对实物出资的要求，违背了《公司法》第27条关于实物出资适格要件的规定，不利于鼓励投资，也不利于促进资源配置。

第二、从法规效力上看，前述《规定》系国家工商局所作，属于部门规章，并非《公司法》第27条但书所指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其第8条的规定不足以作为禁止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的依据。




　
政府采购中如何保护供应商利益
作品来源：法制日报
时间2005年4月13日
作者：谷辽海


　　政府采购争议增多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
，使用财政性资金，依照法定的标准，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依法获取货物、工程或服务的行为。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于2003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从1995年开始试点的政府采购制度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这一年，据我国财政部统计，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超过了预定目标，达到1659.4亿元，比2002年增加650亿元，节约预算资金196.6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0.6%，采购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64.4%，分别占当年财政支出和GDP的6.7%和1.4%，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两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政府采购法实施的第二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了2000亿元，2005年的既定目标是2500亿元。
　　随着全国政府采购规模逐年不断扩大，平均每年以递增100%以上的速度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各省市政府采购方面的争议普遍增多，法律和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显现，例如：政府采购法中没有公开招标的具体操作规程，虽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规章，但由于所处的法律位阶和效力层次较低，且与法律规定内容相冲突，实际上不具有可操作性，下位法与上位法相矛盾的规范普遍存在，造成当事人不知依据何部法律提出诉讼；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非主要采购方式实践中广泛应用，但却无相应的监管和制约机制；采购主体所选择的采购方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陪标、围标、串标等暗箱操作的违法现象大量存在；采购监管机关与政府采购中心职能不分，虽名义上脱钩，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中介机构招标采购公司侵害供应商合法权益的现象普遍存在，致使许多供应商敢怒而不敢言；采购主体确定中标或成交结果带有巨大的主观任意性，虽然有质疑和投诉机制，但实际执行效果却微乎其微；法律虽赋予供应商这些弱势群体多元救济途径，但相关的救济渠道并不畅通……

　　供应商处于弱势地位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主体所控制的证据具有较大的隐蔽性。政府采购的审批文件、采购预算文件、招投标采购文件、投标供应商的资质、中标供应商的资质、评标标准及方法、专家意见及专家资历、定标依据、授标文件、合同文本、合同履行和验收证明、采购过程的工作记录等等原始证据材料，全部保存在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那儿。他们所掌握的这些证据，有的是通过计算机电磁形式储存信息的，也有纸质形式保存的。由于这些证据都在采购主体内部，不在第三者手中，这对于供应商或其代理律师收集证据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所以，凡是世界上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在立法方面都非常注意对供应商这些弱势群体给予倾斜保护，在维护权益方面赋予供应商多元的救济途径，我国也不例外。
　　自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后，两年多来的政府采购活动，往往将质疑程序作为质疑供应商维权提起投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简称为政府采购救济机制前置程序。实践中，质疑供应商如果未经过这一前置程序，财政部门一般就不受理投诉。2004年8月11日，我国财政部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质疑前置程序。由于有了质疑程序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有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
　　笔者曾经担任过政府采购主体的常年法律顾问，也担任过供应商的法律顾问。通过与供、采双方当事人的交流感到，虽然政府采购当事人作为民事主体，在采购活动中的地位都是完全平等的，但采购主体尤其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社会中介采购代理机构，由于依附于公共权力机关，往往享有一种准司法行政权，对采购过程中的许多事项享有完全自由的裁量权，比如：审查确定供应商资格的权力、选择和确定采购方式的权力、选择和确定采购程序的权力、选择和确定评标专家的权力、选择和确定评标方法和过程的权力、选择和确定中标供应商的权力等。采购主体行使前述自由裁量权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时，一方面，受害的供应商无法证明加害人自由裁量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能够提供证明的惟一只有采购主体。另一方面，明知采购主体的行为违法，为了未来不确定的中标、成交的机会概率，避免遭遇打击报复，供应商只能忍气吞声。
　　笔者发现，许多的供应商放弃司法救济途径的原因之一，是供应商自身存在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供应商是政府采购活动中的重要当事人之一，诚实信用原则也是政府采购过程中当事人所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规则。在高手如林的政府采购竞争市场，供应商为了脱颖而出，提供虚假的资信证明、与采购主体共同串谋、供应商之间相互伴标和围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是屡见不鲜。有时，供应商能够侥幸胜出，有时也不免东窗事发。供应商自身所存在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一方面严重扰乱了我国有序的政府采购竞争市场，另一方面也给政府采购活动的主管部门提出了监管的难题。

　　相关法律亟待完善

　　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六条对政府采购方式作了规定，即政府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和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在这些采购方式中，公开招标被规定为我国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但这部法律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适用这一主要采购方式，怎么样来展开公开招标的采购程序，均无详细的描述。相反，政府采购对象的非主要采购方式如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等方式的采购均有相应的操作程序。政府采购法分别将货物、工程和服务这三类政府采购对象，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调整。其中规定工程采购适用我国招标投标法，而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来调整却没有任何的规定。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条规定，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笔者认为，此规定所存在的法律漏洞有：其一，政府采购对象中的货物和服务应该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进行公开招标；其二，工程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法，但这与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规定的适用范围相矛盾；其三，与工程相关的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在适用法律方面遇到两难的境地，不论是选择政府采购法还是招标投标法的规定，都将遭遇法律障碍；其四，工程如果是通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非公开招标方式则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其五，工程采购如果非公开招标则可以排除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
　　我国政府采购法中没有公开招标采购的适用条件和程序的规定，实践中，采购主体是依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开展政府采购活动的。然而，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在法律责任和救济渠道方面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由于政府采购法中缺少公开招投标的相应章节，而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是公开招投标，故采购过程中的许多活动都必须援引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而招投标采购方式所引起的争议，虽然是属于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主管范围，但我们离不开招标投标法的调整，包括招投标的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然而，政府采购活动中，财政部门所实施的行政行为都是依据政府采购法和财政部相关的行政规章作出的。由于法律适用方面没有统一，造成当事人寻找救济途径的不确定性。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即采购主体)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采购主体、供应商之间的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可非常遗憾的是，财政部的《处理办法》中的质疑程序前置与我国的上位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内容发生了严重的撞车和冲突。而两部法律都是属于同一位阶的，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的内容相矛盾、相抵触。行政规章的内容如果与法律相冲突，那么抵触的内容必然无效。

（注：本文作者谷辽海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本文最初选自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