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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企业制度下中国优秀企业文化建设

阚 佳

【内容提要】 文章指出：建设优秀企业文化是一项程序复杂、要求较高的系统工程，它不仅要求有一批具有很强策划能力的设计者，而且还要求有社会制度的保证、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广大员工的积极参与和普遍认同，这些必要前提条件的存在，昭示了建设优秀企业文化所面临的多种困难性和艰巨性。文章针对如何建设优秀企业文化提出了设想和措施。
关 键 词 企业文化 企业精神 建设 创新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先进生产力理论问世以来，成为许多企业走向成功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法宝，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下尤为如此，尤显重要。建设优秀企业文化是一项程序复杂、要求较高的系统工程，它不仅要求有一批具有很强策划能力的设计者，而且还要求有社会制度的保证、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广大员工的积极参与和普遍认同，这些必要前提条件的存在，昭示了建设优秀企业文化所面临的多种困难性和艰巨性。因此，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尤其要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实力，从而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进入WTO的浪潮中，企业都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建设企业文化，走出思想误区，正确认识企业文化的深刻内涵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企业和企业职工在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逐步生成和发育起来的观念形态，是企业生存、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它包括价值观、行为取向、道德规范、心理状态、厂风厂貌、规章制度以及企业精神、企业目标等诸多方面，是企业的群体精神、文化素质、文化行为、人际关系等文化现象的综合反映。要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就要走出思想误区，正确认识企业文化的深刻内涵。
（一）简单认为企业文化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在目的上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内容上都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因而人们普遍认为，所谓企业文化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而取的一个新名词，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完全等同，没有必要另劈蹊径，标新立异。
（二）肤浅诠释企业文化就是规章制度。不少管理者认为，只要把规章制度制订出来，汇编成册，下发班组，每月或每季乃至每年按此考核，兑现奖惩，企业文化建设就大功告成。因此，在许多企业里，不惜人力财力，或千里迢迢到外面收资回到家里稍加改动或一字不动就成了自己的东西，或组织一帮人闭门造车、苦思冥想，撰写成文然后拉到环境幽雅的去处一番会审，隆重推出，如此这般就是企业文化建设。
（三）普遍觉得企业文化就是文体活动。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其根源在于我们许多企业管理者在他们的讲话中或所谓的经验介绍材料里谈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时就列举一系列文体活动的内容，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把举办几场球赛或放几场电影、搞几次文艺演出，组织什么运动队、宣传队等一律称为企业文化建设，于是，上行下效，以讹传讹，导致许多员工觉得企业文化就是文体活动。
（四）片面理解企业文化就是标语口号。许多企业从厂部到班组，从办公楼到工作现场，到处都悬挂或张贴诸如“团结”、“拼搏”、“进取”、“奉献”之类的标语口号，这些口号看起来颜色鲜艳、赏心悦目，念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因而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企业文化。
（五）机械模仿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标志。许多企业认为，建设企业文化，就是要设计一个漂亮的厂徽，穿上一套整齐的厂服，悬挂一面鲜艳的厂旗，唱响一支雄壮的厂歌，仅此而已。
不可否认，上述几种观点都有其正确的一面，或者说是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企业文化的载体，而实际上都走进了认识的误区，对企业文化的深刻内涵作了片面的理解。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现特征，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是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基本途径。要认识到企业文化是一种深层次、深理性、深内涵的企业精神、企业理念、企业本质的结晶。因此，我们必须消除认识上的偏差，走出误区，既要看到企业文化丰富多彩的表面现象，更要善于体味、思考、提炼深藏于企业内的本质和精华，正确认识企业文化的深刻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
二、建设优秀企业文化必须内外结合，上下联动，集思广益，既要策划指导，更要发挥全体员工的聪明才智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速度以及外因作用效果大小；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它影响事物发展的方向、速度和具体过程。事物发展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无数信誉高、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发展实践证明，运用内因和外因原理指导企业的各项工作，是取得企业成功的关键。因此，我们在建设优秀企业文化过程中，必须坚持内外结合的原则，既要聘请专家学者策划指导，又要依靠企业高层领导精明睿智、运筹帷幄的指挥，更要发挥全体员工的聪明才智，只有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事半功倍，收效明显。
优秀的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管理者和全体员工共同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企业管理者所要做的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创造和管理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才能就是影响企业文化的能力和创造企业文化的能力，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使员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获取剩余价值。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创造了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优秀的企业文化更需要有企业全体员工的聪明才智、积极参与、共同遵守和自觉贯彻，否则，建设优秀企业文化就无从谈起。这是因为，企业员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在他们之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企业文化建设的素材，特别是他们中间的先进模范人物在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集中地反映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特征，是先进的企业价值观，而这些先进的思想和主体意识，正是提炼总结优秀企业文化的源泉。因此，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发挥全体员工的创造力，使企业的目标、信念深深扎根于每个员工的心中，形成共识，变成他们的共同信仰，这样就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使命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从而自觉地把自身利益、工作职责和企业的整体利益联结在一起，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如此坚持下去，优秀的企业文化必将脱颖而出。
三、建设优秀企业文化必须富有特色、个性鲜明，切忌相互模仿、千篇一律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企业文化具有自我封闭性和个性特点，企业应表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个性文化色彩。有个性才有吸引力，有个性才有生命力。许多深谙其中道理的企业管理者在长期经营管理实践中都十分注重建设富有特色、个性鲜明的优秀的企业文化，而这些独特的优秀企业文化不但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进步，也给其他企业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成功经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着方法和手段上的雷同化、一般化、照抄照搬、相互模仿、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全面有余、毫无个性特点的严重问题，使企业文化建设无法得以升华。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企业管理者不能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更不懂得用这一原理去指导企业文化建设实践。
唯物辩证法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矛盾的特殊性是指每一事物的矛盾及其各方面的特点，矛盾的普遍性是事物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是事物的个性，二者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这一哲学原理对于我们建设富有特色、个性鲜明的优秀企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企业文化是在某一文化背景下，将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经营策略、企业内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而确定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因此，企业文化的形式可以是标准化的，但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价值内涵也各不相同，而且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也都不同，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个性化特色。那么，我们分析和处理任何问题时，从思想方法到工作方法，都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切忌千篇一律，一概而论。
四、建设优秀企业文化，必须突出重点，精心塑造企业精神
企业文化理论博大精深，企业文化内容丰富多彩，从企业哲学、企业道德、企业民主、企业教育到企业行为、企业制度、企业形象、企业精神等等，都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优秀企业文化的实践中，哪一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笔者认为，在企业文化的诸要素中，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只有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建设好优秀的企业文化，塑造优秀的企业精神。认真研读企业文化理论，我们不难看出，企业文化理论中最深奥、最具魅力的内容，无疑是企业精神，而企业精神是企业价值观的集中表现，是企业的精神支柱和精神推动力，是一种自觉养成的特殊意志和信念，是企业家在建立和驾驭企业过程的理想模式、价值观和基本信念。简言之，就是企业家经营企业的指导思想。因此，企业精神就是我们每个企业在建设优秀企业文化工作中，应该着力抓住的主要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纲举目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家的任务是创新。勇于创新是企业精神的首要内容。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企业来说，观念创新是先导，战略创新是方向，技术创新是手段，管理创新是基础，市场创新是目的，组织创新是保证，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是企业家特有的素质。在科学抉择的基础上，为了企业未来的发展，不受眼前利益的束缚。面对风险的挑战，敢于实践、敢于竞争，即使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甚至出现失败也决不气馁，勇于奋进。
（三）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企业家的追求，是一种向上、向前。面向未来、不满足现状、永不停歇、向更高目标挺进的过程。这种不断向新目标追求的精神，是企业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四）敢于胜利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具有克服困难，敢于战胜对手，敢于创第一流企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五）当机立断的决策精神。在当今世界上，即使是优秀的企业家，其发展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机遇也是稍纵即逝的。每遇到关系企业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刻，都需要企业家当机立断作出出色的决策。
因此，我认为， 培育和塑造优秀的企业精神同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在具体实践中，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精心提炼，严肃确立。一个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每个时期所处的内外环境不同以及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不同，都会影响企业的价值取向，因而每个时期的企业价值观就可能不同，这样，企业就很难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这就要求我们在塑造企业精神的时候，首先要对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的价值观念进行分析整合、精心提炼出最适应本企业发展、最有价值的精神，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别人提出“团结、进取、求实、拼搏”这样没有任何本企业鲜明特征的所谓的“企业精神”，而一旦提炼出了新的企业精神，就要经过厂员工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予以严肃确立，使全体员工对新的企业精神有一种自豪感，从而自觉地以实际行动实践企业精神。
二是大力宣传，深入人心。企业精神确立后，要想真正被员工所接受，就必须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各种宣传途径、各种宣传方式进行灌输教育，把企业精神所提倡的观念、意识和原则，把体现企业精神的先进思想灌输到员工的大脑中去，使之深入人心，从而使员工在企业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三是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企业精神不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装饰品，而是需要企业从上到下，从管理者到员工身体力行的规范。因此，我们的企业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绝知此事须躬行”，率先垂范，自觉实践企业精神，要求员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员工不做的，自己带头不做，而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此，企业精神就会变成毫无价值的一句空话，而我们的员工，作为企业的主人翁，也要时时、处处、事事体现企业精神的要求，真正把企业精神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去，只有上下联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企业精神才能发扬光大，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总之，作为企业文化核心的企业精神的培育和塑造，是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产物，从提炼确立，到成为企业的精神支柱和全体员工的力量源泉，需要不断地培育和塑造，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企业精神在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促进作用。
五、建设优秀企业文化必须面向未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而作为当代世界经济主要特征的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企业之间的兼并进一步加剧，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谋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实现企业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思想也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而不应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继续弹奏“前朝曲”，拒唱“新翻杨柳枝”。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成功的企业文化都是随着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当一种企业文化形成时，它反映了企业成员的动机和价值取向，但这种文化是以开始的条件为基础的，随着企业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这种文化就可能与形势的需要不相适应，这时，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就要及时地予以发展和完善，扬弃旧的企业文化，创造新的企业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进步。
当前，企业文化建设在我国方兴未艾，新的企业文化构建模式层出不穷，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所发挥的巨大推动力正为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所认同，由此又促进了企业文化建设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我们要面向未来、与时俱进，建设学习型的企业文化、协作参与型的企业文化和高度重视企业形象的设计，这是我们在面向未来、与时俱进中应该特别把握的三个方面，但这还不够，必须努力开拓，不断创新，锐意进取，才能建设具有时代特征和企业特色的优秀的企业文化，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理论科学体系必将很快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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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江泽民2002年11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2、佚名著《建设优秀企业文化的哲学思考》；
3、王琪延主编2001年9月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大众常用经济词典》；
4、肖明主编1991年3月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哲学》教材。
　　　　谈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从一件特殊的离婚争养子女纠纷案谈起

　　【摘 要】本文针对丈夫向妻子隐瞒情况对妻子施行人工授精在离婚时争养人工授精所生女儿的具体案例，分析了人工授精的概念、种类，以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同时，本案的处理中，应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问题，文中将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予以阐释。
【关键词】人工授精 法律地位 最佳利益
目 次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四、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最佳利益原则
五、结 论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基本案情】
　　滕某(男)与张某(女)于1992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婚前未经健康检查。婚后因张某迟迟未孕，双方经协商共同到有关医院进行生育能力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原因在于男方先天性睾丸发育不良，生育能力极差。嗣后，滕某通过咨询医生并从有关书籍中了解到人工授精可解除无子女的痛苦，但鉴于所在城市目前尚无精子库，加之受经济条件所限，而自行找寻精源以便自行人工授精。滕某设法找到精源后用滴管装着精液以为张某“消炎”为由提供给张某使用，未告诉张某滴管所盛为精液，亦未讲出精液提供者为谁。1994年7月张某生一女孩。2000年秋，张某在一次家庭纠纷中从滕某之姐处得知滕某无生育能力及精液，异常气愤，并因此常与滕某及其家人发生口角，且于2001年正月回娘门居住。2001年2月21日，张某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抚养女儿并合理分割家庭共同财产。
　　【裁判要旨】
　　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滕某与张某虽已婚多年，但因滕某婚前隐瞒了其有性功能障碍的病史，且在未征得张某同意的情况下，对张某实施人工授精，生育女儿，严重伤害了张某的自尊心及人格尊严，故双方婚后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对张某的离婚请求予以支持。张某要求抚养女儿，因孩子为其亲生女，应当随其生活。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该院判决准予张某与滕某离婚，张某之女由张某自行抚养。
　　一审宣判后，滕某不服，向某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称，双方婚前未做婚育检查，上诉人不知道亦不存在婚前隐瞒有性功能障碍病史的事实。女儿系双方合意人工授精生育，具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上诉人依法享有抚养女儿的权利。被上诉人张某不到小学文化程度，离婚后面临重建家庭生育子女，在文化教育、经济条件及看护孩子精力上都不及上诉人有条件，且女儿已有一个融洽的生活学习环境，一审判决由被上诉人抚养孩子不利于孩子的更好成长。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女儿由上诉人抚养生活在一起。
　　被上诉人张某答辩称，人工授精未经其同意，所生女儿与上诉人无事实和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应由被上诉人抚养。原判事实清楚，判决公正，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市中级法院终审认为，滕某与张某虽结婚多年，但婚后夫妻感情一般，后因人工授精一事张某不能原谅滕某的欺骗行为，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原判准予双方离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女儿虽系通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但毕竟为滕某与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并且由双方共同抚养多年，应认定与双方形成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维护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考虑，滕某依法享有对女儿的抚养教育权，亦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但鉴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张某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女儿又未满10周岁，原判确定由张某直接抚养女儿亦无不可，但作为不直接抚养女儿的滕某有负担女儿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的义务，因双方就此不能达成协议，由本院予以酌情判决。二审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第、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婚生女儿与张某共同生活，由张某直接抚养，滕某每月负担抚养费60元至女儿独立生活止，于每年的12月20日前支付一次。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本案是一起妻子不知情而人工授精生育子女离婚时与丈夫争养子女的特殊离婚纠纷案件，案件事实虽比较简单，但较为特殊，且所涉法律问题复杂，主要是涉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人工授精的子女同与其生母共同生活的丈夫是何法律关系等。下面笔者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作评析。
　　(一)人工授精的概念
　　1、英美法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不是通过性交方式而是通过诸如注射器之类的器械将精液注入妇女的阴道内。①
　　2、日本法认为，人工授精是不以男女性交而以从男性取出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之受胎。②
　　3、杨立新认为，人工授精是通过人工的方法而非性交的方法使妇女接受精液而怀胎。③
　　4、冯建妹认为，人工授精是用人工方法将精子注入女方生殖道内，任精子与卵子自然结合，以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④
　　上述四个概念可谓大同小异，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方式方法为人工的和非性交的，只是英美法的定义注重了人工授精的方式与行为过程；日本法和杨立新的定义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结果为受精妇女怀胎；而冯建妹的定义则强调了人工授精系为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笔者认为，作为对一个法律概念进行界定的话，宜先从文义上确定概念的内含，“人工授精”可分为“人工”和“授精”两部分，前者强调了授精的方法为人工的而非男女自然结合的；后者则强调了实施方法的行为(过程)。有时，我们也用“受精”二字，则包含有受孕怀胎的结果之意。推究“人工授精”的目的，受孕怀胎自应为人工授精概念的应有之意。当然，若从生殖技术层面分析，说人工授精为一种以达到妊娠目的的生殖技术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笔者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
　　(二)人工授精的不同种类
　　在现实生活中，人工授精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⑤：
　　1、由夫的精液而实施的人工授精，即英美法中的同质授精(AIH，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该种情况，一般是因夫的性交障碍、精子成活率低等原因，也可能为妻的某些原因，采用人工授精方法，改变前述受胎不能的客观原因，而使妻怀孕受胎。
　　2、妻经夫同意，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而实施的人工授精。该情况，多是夫的精液质量不好，精子成活率低，采用收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以增加受孕机会，使妻受胎。
　　3、妻经夫同意，采用他人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一般是夫的精液难以使妻受孕，或者性交不能而使妻不能受孕，经夫及妻同意，采用异质授精(AID，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方法，使妻子受胎。
　　4、妻未经夫的同意，自行决定进行人工授精，并且非采用夫的精液，而是采取他人的精液为之，使妻受胎。
5、未婚女子采取人工授精而怀胎。该情况一般是采独身主义的女子，为解决自己热爱孩子的愿望而采取的方法。如2002年9月27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前述案例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案件中的人工授精并非生活中的常态，超出了一般预计的情形，常态情况下的人工授精应为夫妇双方协商同意或起码妻一方是知情的，而本案中人工授精时妻却是不知情的，对此原因，一方面可能系作为丈夫的滕某为不伤自尊且担心妻张某思想守旧不接受用他人精液授精而有意隐瞒；另一方面，作为妻的张某几近文盲，自己的姓名也写不了，也就难怪当初丈夫谎称其不能受胎的原因是有“炎症”而轻而易举地让张某“配合”授精而怀孕了。基于此，生活中似又多了一种人工授精的情况，即丈夫知情且同意，而妻子不知情也不能表达同意与否的人工授精。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是指与法律规定的血亲关系下和拟制血亲关系下的父母子女关系相比，该种子女应处的地位。按照传统的亲属法理论，父母子女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又包括婚生和非婚生的两种父母子女关系；另一类是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包括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由于法律上明确规定后一类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前一类即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同，故称其为法律拟制的或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因只和母一方有自然血亲，而提供精源者与母并无婚姻关系，故只在母与子女之间存在单边的自然血亲非婚生母子女关系，和父之间没有自然血亲关系。由于父与这种子女之间并未发生收养问题，他们之间不成立养父与养子女的关系。该子女又是在夫妻婚姻关系期间受孕和出生的，因此，父与该子女的关系又不同于与妻带来的与他人所生子女之间的继父与继子女的关系。所以，不能借助于传统的亲属法理论和法律规定直接确定人工授精情况下父与所生子女之间的关系。⑥
　　从技术上讲，目前人类已具备使一个孩子有5位父母的可能：精子的捐赠者、卵子的捐赠者、怀孕母亲、抚养孩子的父母。关于他们的法律地位，特别是亲子关系的认定，已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⑦本文仅针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与其可能父母的亲子关系进行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该复函确认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具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司法实务中在对最高法院的这一复函中“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理解与适用上往往存在歧义。这一条件，主要指夫同意（“一致同意”这种意思表示，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是从实际行为推定的）进行人工授精。“是否有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情况，似无可能，但不应断然否认这种情况。”⑧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地位（如夫强迫、欺骗等），如采否认态度，则难以解释。在本文前述实例中即出现了夫同意而妻不能表达自己同意与否的情况，一、二审法院对该人工授精子女与夫方是否形成亲子关系在认定上是不同的，一审法院认为与夫方不存在亲子关系，理由是，女方受孕分娩的女孩系夫方以外的精液与女方卵子结合受胎而产出，与男方无关。二审法院认识到难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年龄已达7周岁，在上小学，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孕和出生，由夫妻双方所共同抚养，且虑及男方的行为虽有失妥当，对女方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满足生育子女的愿望，且未对女方身体造成明显伤害(怀孕分娩应属正常生理现象，不应视为伤害，但如因未经由正规的献精渠道和严格的医疗程序，精子质量瑕疵造成妇女被染上疾病后甚至终身无法生育，则应为明显伤害)。同时根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子女抚养问题上须以儿童利益为重，尊重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规定，案例中张某与滕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的女孩，应当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依照婚姻法第十五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无论子女随同哪一方生活，父母对子女都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五条有“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当考虑该子女的意见”的规定，但因本案中的女孩未满十周岁，孩子本人的意见不便考虑。基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而张某又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又无明显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事实和行为，考量法院当地一般群众的心理接受力(当地有男孩随父，女孩随母的社会认识，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尽可能地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相对宽和的生活学习环境，知情的群众也能接受由女方直接抚养孩子，由男方承担一定的抚养费的结果)和滕某的抚养能力，二审法院改判认定滕某与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有亲子关系，应尽抚养教育女儿的义务，应根据其经济能力承担抚养费。二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最高法院的上述复函适用的条件之一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夫妻关系应当包括经合法登记的婚姻和符合构成条件的事实婚。合法登记婚姻下由夫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自应为婚生子女，与父母产生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子女系父母双方精、卵结合的结果，具有必然的血缘关系。经夫同意，以他人的精液或者以他人的精液和夫的精液混合，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应推定该子女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夫不得提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第三人也不得争论其父子关系的不存在，提供精液之人也不得主张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理由是：无论人工授精的精液是否与丈夫的精液混合，只要丈夫同意采用人工授精方法使妻受胎的，就是夫妻双方系以获得共同子女的积极意思所生的子女，应视其为夫对婚生子女否认权的抛弃，不再享有这一权利。从另一方面看，提供精液之人将自己的精液通过医院而提供给他人，亦视为其放弃了自己对该精子所生子女的认领权，自然不得请求认领子女为自己的亲生子女。至于通过非正当渠道提供精液使他人受胎、生产后，对其子女亦无权认领。
　　在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对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如何确认其法律地位，应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从原则上说，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承担父的责任。
1、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的，可适用非婚生子女准正的原则，将该子女推定为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2、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未结婚的，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应承担父的责任，可以认领。
3、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又离婚的，由于该子女已准正为婚生女子，仍享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以更好地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
　　对夫死后，妻为给夫留下子女而采用人工授精方法受胎所生子女，法律难以认其为婚生子女，应以非婚生子女对待，亡夫的父母承认其孙子女地位的，应以收养的方法，使该子女成为亡夫父母的养孙或养孙女。
　　在妻子不经丈夫同意或假借丈夫的名义而违背丈夫的意愿，利用夫以外的第三人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例如利用丈夫外出、在狱中、患不孕症等情况），所生子女是否受婚生子女的推定，同样是不无争议。对此情况，法律应在保护丈夫的生育权和子女的合法权利之间平衡。在一定的期限内（有人主张丈夫自知婴儿出生之日起的一年内），丈夫应有提出非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权利，通过行使婚生子女否认权，否认孩子为自己的亲生子，不承担父的责任。如果这期间丈夫置之不问，应推定为父母子女的关系已为丈夫事实上承认，以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⑨
　　由于人工生育技术可将生育与婚姻分离，未婚女子能否利用生育技术生育？未婚女子因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出生的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认定？否定论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正常的家庭解体，社会又回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混沌状态，故生育技术应仅限于已婚女子；肯定论者认为，生育是宪法权利，既然未婚女子可以领养子女抚养，则那些不想结婚的女子也有权利用生育技术生育自己的孩子。至于孩子的法律地位，应视为非婚生子女。孙国祥认为，生育固然是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生育上的绝对自由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自身的灾难，相应的社会干涉是必要的。国家应通过法律把现阶段的生育技术局限于已婚夫妇的范围内。⑩笔者同意孙先生的观点，《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强调的是夫妻双方计划生育的义务，未明确规定公民个人的生育权。2001年12月29日通过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而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明确规定了妇女的生育权。而2002年9月27日通过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是全国首个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明文规定未婚女子采用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子女的立法例。对该立法例，吉林省政府法制办的张满良处长称：“在这个多元化时代，有人选择终生独身，按以前的规定，他们的生育权就被剥夺了，这是不公平的，立法应该在尊重社会现实发展的基础上，尽量体现出公平合理。” ⑾全国妇联社会活动处的刘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法律的制定是对妇女权利的保护。”“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妇女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妇女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充分保障。吉林省‘非婚生育’这项法规的出台虽说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毕竟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非婚妈妈’和他们的孩子有了法律的保障，权利义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有利补充，他基本适用于中国国情。”⑿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生育固然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毕竟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权利具有相对性，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有相应的义务或责任，也即“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原则。更何况，如果允许适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通过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却不允许适龄但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男子也有该权利，是否构成对男子生育权的歧视？通过该种方式生育的子女生活成长在单亲家庭中，很难说有利于其正常健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是否侵害了该子女选择过完整家庭生活(拥有生物父亲或社会父亲)的权利？因此，针对生育权，相应的社会干涉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