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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概要】
大维与大明是同胞兄弟，大明一直与母亲居住，大维在外租房，母亲看大维租房不易，就安排住进来，但遭到大明一家的反对，大明的儿子要结婚，大维与其占房，由此引发争房纠纷，大维起诉了大明的儿子，法院判决大明的儿子唐唐将房屋钥匙交给大维，后大明一家又起诉大维，要求确认与公房承租人母亲共同对现住房屋享有准共有权利，并请求法院判决承租人对大维关于入住的承诺无效。
【一审裁判】
依法确认大明一家对现住房屋享有居住权，驳回确认承租人承诺无效的主张，并以血缘亲情为裁判要旨，认为承租人有权让大维进住共居房。
【二审诉辩】
大明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主要存在五个问题：

问题一：“判非所诉”，“遗漏诉讼请求”，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上诉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意见》应当发回重审：
根据“起诉书”、“庭审笔录（2月13日）第2页第六行”记录，上诉人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是“确认三原告系诉争房屋的共居人”，但判决结论却改成“原告对诉争房屋享有居住权”。
由于“居住权”问题已由公房管理单位通过当初的交房准住程序得到分配，不是双方争议范围，无需法院审理；确认共居人资格问题属于物权法规定的“准共有”关系，表明上诉人与承租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上诉人与承租人对诉争房屋享有共同共有权，一审法院审理了此项事实，但在判决时擅自遗漏改变诉讼请求和范围，违背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造成“判非所诉、遗漏诉求”的违法后果，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上诉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三条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内，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理，对当事人在一审中已经依法定程序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遗漏审理、判决的，二审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发回重审，原审遗漏诉求的行为违法，依据高院关于处理遗漏诉讼请求的处理原则，应当发回重审。
法律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五条“两个以上的单位、个人共同享有用益物权的，参照本章规定”；第九十五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

问题二、用“血缘关系、符合常理”为裁判要旨，违法确认“承租人有权准许大维入住”，忽略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承租人未征得上诉人一致同意，无权单独处分共同共有的用益物权，其处分行为显属无效。
被上诉人承租人准许大维入住，性质上属于对共有物的管理，理应征得上诉人的一致同意，作为占共有份额多数的上诉人极力反对被上诉人大维入住，在现有条件下系争房屋确实不适合大维入住，承租人准许大维入住的行为无效。
法律依据：《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的，该合同有效”；《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物权法》第九十六条“共有人按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全案事实查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承租人按“两户合用”方式，通过拆迁安置到诉争房屋，系公有住房的原始受配人，对承租房享有共同且平等管理使用的权利，承租人未征得上诉人的同意，擅自准许大维入住，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承租人的准许行为无效。原审按血缘、亲情、常理为裁判要旨，背离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大维系成年人，有固定收入，有稳定居所，承租人没有义务为成年子女提供住房，原审将国务院提倡的“住有所居”误解为“住有其屋”，不利于家庭和谐稳定。
具备独立能力的成年子女，对父母承租的房屋不享有居住权，也无权要求父母提供住所，本案中被上诉人居住的是承租房，上诉人居住的也是承租房屋，法院视大维无住处是何考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请示的“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毅、王立红财产权属纠纷案”的答复（2003年9月2日）称：你庭关于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景、王立红财产权属纠纷一案如何使用法律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以及我国公有住房租赁、拆迁、出售的相关政策，承租、购买公有住房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一种社会福利，此种福利的享有人不仅包括承租人，还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司法实践及指导意见确认了公有住房承租人与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间的权利要件，应当成为指导本案的基础裁判精神。

问题三：原审判决违法改变已生效终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将大维仅有物品放入诉争房的事实错误解释为居住使用权。
原审判决“考虑到大维并无其他住处”的认定，违背基本事实，原审已查明大维在北京市另有住处，大维也向法庭提供了稳定居所的证据，判决第4页又作出“无其他住处”的矛盾认定，显系主观推断。
依据《物权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共有物的管理可分为“保管、改良、利用”三种行为，本案诉争的共有物具有不可分性，虽然承租人及三上诉对其均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但对公有住房的利用行为却不可由承租人单独为之，而应由各共有人协商一致，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被上诉人大维要求入住，必须经由全体权利人一致同意，在作为共有人的三上诉人极力反对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大维不得要求变更房屋现有使用状态。
先前关于大维起诉大明之子排除妨害的判决，仅仅针对的是放置物品的事实行为，并未涉及到公有住房的权利，大维不能据前案判决当然取得居住权。

问题四、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应予纠正张冠李戴的法据：
原审适用担保权依据裁判共同共有案件，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承租公房同住人的确定及同住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定性，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对用益物权在内的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利，参照《物权法》关于共有的相关规定，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准共有关系按照共同共有的相关规定处理，原审引用物权法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裁处案件，系适用法律错误。
法律依据：《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九条规定，法官在审判中应当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查明案件事实，准确把握法律精神，正确适用法律，避免主观臆断、滥用职权，确保案件裁判结果公平公正。《法官行为规范》第五十条规定，准确概括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案件事实、法律关系较复杂的，应当在准确归纳争议焦点的基础上分段、分节叙述。准确分析说明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采信与否的理由以及被采信的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

问题五、本案的裁处涉及到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一审没有遵从“案件事了”的司法原则，相反打破了居住现状，导致更大的矛盾。
本案系亲属间因房屋居住引发的纠纷，若处理不当很容易扩大矛盾，三位上诉人是涉案公有住房的原始受配人，长期居住使用诉争房屋，被上诉人大维从未居住过此房，在北京市另有稳定住所，伺机抢占大明之子的结婚用房，已经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综合目前情况，被上诉人大维与上诉人关系不融洽，系争房为两居室，根本不适宜被上诉人大维居住，上诉人大明之子结婚急需住房，应当得到优先保障。

（作者单位：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

经济犯罪的社会心理原因分析

张艳辉


摘要：经济犯罪一词早在1872年的预防与空子犯罪的国际会议上提出，它普遍存在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犯罪行为是在犯罪心理的支配下实施的，每个犯罪心理的生成，必然是主体吸收主体外的各种因素并内化为自身独特的心理而最终形成的。本文将对经济犯罪的社会心理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经济犯罪、社会因素

经济犯罪的指在经济领域以及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发生的财产性犯罪,其外延等于侵犯财产罪加上破坏经济秩序罪.根据经济犯罪主体及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将经济犯罪分为:职务型经济犯罪、业务型经济犯罪和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三大类。职务型经济犯罪是指掌控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利用其掌握的公共权力（主要是管理经济事务的权力）非法获利的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业务型经济犯罪是指法人、非法人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其经济活动中非法获利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侵犯知识产权罪、扰乱市场秩序等。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指传统的一般主体（自然人）非法获取财物的犯罪。
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看，经济犯罪可归属于物欲型动机犯罪，即“利欲型”或“贪利型”，是指由于不良物质欲望引起的犯罪动机所导致的犯罪，具体指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不良物质需要，提高个人消费水平，聚敛财富而引起的犯罪动机所导致的犯罪。犯罪人的犯罪意识来源于社会环境。首先犯罪人的意识依赖于犯罪人的肌体，犯罪人的肌体是犯罪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其次犯罪意识的内容来源和形成于社会，是社会长期作用的结果。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由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引诱、管理上的漏洞，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诱发。
对于每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观念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行为。许多经济犯罪的犯罪人信奉这样的观念，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样的犯罪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以下将对其社会原因进行初步分析。
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大社会环境因素和小社会环境因素即主体外因素。
主体外因素是指犯罪主体以外的客观不良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等。社会环境因素：指社会生活中足以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各因素的总和。可以分为两类：社会宏观因素、社会微观因素。

一、社会宏观因素也叫大社会环境因素，是指个体生活的整个社会环境，它影响着犯罪心理的性质和类型。
（一）政治环境因素，其消极因素主要体现在社会动乱和社会变革方面。
社会动乱对经济犯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⑴社会动乱常常使国家法制遭到破坏，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犯罪控制机制失去了应有的效能，从而助长了人们的投机心理和冒险意识。一个社会、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的愚昧或开明、专制或民主、廉洁或腐败等，都会对着类犯罪产生深刻影响。如中国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抢劫和盗窃犯罪空前增多，就是因为政治大动乱给社会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和放纵物欲的氛围与条件。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上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不足，如民主不健全、权力制衡不力、决策失误等等，特别是腐败问题导致权力体系中为数不可小视的一批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贪欲膨胀，大搞权力寻租，不仅使自己沦为犯罪分子，还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构成社会物欲型动机犯罪增加的客观诱因。
⑵社会动乱使青少年难以受到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相反却扩大、增强了他们受社会消极影响的机会，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社会变革是指国家在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而出项的社会现状。
社会变革对经济犯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⑴社会变革以为着现行政策的多方位调整变化，涉及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导致部分人利益受损，心理失衡。尤其是观念的变革，常使一些人放弃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从而削减了其自律机制度，导致犯罪。
⑵社会变革超出了一些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的人由于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抱残守缺，拒绝接受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存在、现实。从而以各种形式拒绝、抵制这种变化，其极端表现就是犯罪。这类犯罪人在案发前大多是合法、守法的经营者或工商企业者，但由于他们长期心存发财致富梦想，导致急于求成，吸收高贷；一旦失败，便造成经济上的危机，从而就可能铤而走险，萌生犯罪意图，产生越轨心态，或以违法手段来解决其所处的困境，或在破产倒闭前再做诈骗性的巨额借贷，以获取不法暴利。还可能由于经济的不景气或对市场形势的判断错误而做出亏损的投资，从而导致其企业发生困难，为度过难关，在侥幸心理的支配下，便不惜以违法犯罪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⑶社会变革由于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调整，会使现有的社会调控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而新的社会调控机制还难以迅速衔接起来，这就导致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出现大量漏洞，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例如现在实行的产权明晰，由于社会调控机制跟不上，权利太大没有监控，容易使犯罪人为实现其不法意图而违法犯罪。
⑷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社会分工明显，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分层现象日益凸显，因而引起城市居民心理严重失衡，社会不公正感上升，相对剥夺感明显，从而易滋生一般的经济犯罪。

（二）经济环境因素
这是与经济犯罪有着最为直接和重要联系的客观因素。该类犯罪总是与生产力落后、社会经济困窘或萧条、财富匮乏和分配不均等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
⑴商品经济社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竞争中的获胜者获取高额或超额利润，个人财富急剧膨胀，拥有土地、矿山、别墅等等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大量的竞争失败者，为生存而忙碌、为生存而奔波，受生存的困扰。有的甚至债台高筑。在这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绑架勒索、盗窃、抢劫、杀人越货现象也就必然会出现。
⑵市场竞争的普遍化和规律化，市场竞争规则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少数道德观念扭曲的人，不择手段地进行不正当竞争，产生犯罪。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旧的管理体制和手段被削弱和打破，新的管理体制和手段又未能全面建立并充分发挥作用，给惟利是图的人以可乘之机。
⑶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引起人们“财富价值观”的变化。社会生活中，利益是人们首先考虑的道德要素。部分人的“财富价值观”发生扭曲，将拥有的财富的数量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为聚敛财富，不顾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导致经济犯罪。

（三）精神文化环境因素
⑴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渐渐抛弃了中国传统的优良文化，礼、义、廉、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被尊为国之四维，它一直被人们引为约束自己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但在追求物质享受巨大浪潮的推动下，许多人抛弃和遗忘了这些优良的传统道德文化，一切向钱看，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上的追求，放弃了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从而走上为了金钱而犯罪的道路。
⑵改革开放，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同时，由于旧的文化体系被破坏，新的文化体系尚未形成，我们对一些西方的消极文化也盲目的引进和吸收，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侵蚀了人们的心灵，激起人们的不良欲望。例如，当前社会上不良传媒中宣扬不择手段“暴发式”致富的文化现象教为严重，对引导人们不法致富产生了恶劣影响。

（四）法制环境因素
立法和司法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疏漏为犯罪人所利用，成为一些人犯罪的重要相关因素。例如我国刑法中对洗钱罪的规定，没有将受贿作为其犯罪构成的要素之一，让很多犯罪分子有了漏洞可钻，逃避了应有的制裁，助长了犯罪的侥幸心理。再如对赖昌星的引渡问题，我国法律对他的制裁可能是死刑，而加拿大法律规定对死刑犯不引渡的司法原则，他正在利用这一点企图规避法律。过去十年的统计数字表明，用死刑来遏制腐败是不现实的，而且被贪官利用惯例钻了空子。国内很多的贪污受贿官员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又想躲避法律的制裁往往采用移民的办法。这也使很多人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

二、社会微观因素
（一）家庭环境因素，家庭是人的第一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对个体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它是个体复杂的社会化过程的开始。社会对个体的影响，最初就是通过家庭的媒介来进行的。所以一个人走上犯罪的道路，家庭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对经济犯罪人的影响主要是：
⑴父母对子女过度溺爱，容易使子女养成贪婪、懒惰、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缺少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子女，如果在社会中遭遇挫折，或经营遭受失败，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状态，继续追求物质生活，很容易使用不法手段去谋取利益，有的坑蒙拐骗，有的违法经营等等。
⑵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也是子女形成犯罪心理的重要原因。有的父母道德水平比较低，对孩子的一些幼时不良行为不以及时正确的纠正，渐渐养成恶习。例如，幼时随便拿别人的东西的小毛病，有的父母不加以纠正和制止，反而这样说“我们家孩子正有出息，小小年纪就知道往家里添东西了”等等，渐渐积累，长大后便走上了犯罪道路。
⑶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是处于模仿学习时期孩子的学习对象，有的父母有爱贪小便宜的习惯，借物不还，请客送礼，小偷小摸的行为，都会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的身心成长。如果从小耳闻目染到这些坏的习惯，也会在子女的意识中形成不良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而影响到他的行为，以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引下做出错误的行为，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学校环境因素
在学校接受教育是每个少年成长所必须经历的，可以说少年时期的孩子在学校活动的时间要比在家的时间要多得多，因此学校环境也会对孩子的心理性格的培养起重要的作用，他在学校所学习和接触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对他以后的行为产生影响。
⑴教育内容不完善和教育方法不当。在提倡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社会，学校为了追求生源、升学率，将学习成绩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只重视智力教育，而忽视了德育教育，忽略了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所以有的学生只能通过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电视传媒等渐渐的形成了自己不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例如有的老师教育学生常以金钱物质为标尺“你们要好好学习，这样才能赚大钱，开好车，住好房子”等。现在社会上传媒数量、内容太多，有的内容不适合青少年看，所以往往青少年如果受这些不良内容的影响，去错误的学习和模仿，没有精神上的追求，只注重吃穿享乐，过分的追求生理上的满足和物质需要的获取，形成了不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⑵教育风气不好。现在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蔓延到了学校，将经济手段引入学校的管理中，指使一部分学生形成不健康的金钱观。一些地方的教师职业道德不高，家长请客送礼现象突出，也容易导致学生形成不良的心理，从而妨碍学生正常的个性发展。在他的内心容易形成“有钱没有什么办不到”、“关系就是生产力”等错误思想。

（三）居住环境的不良因素